查尔斯没有说话，却再次露出那种恍惚的神情，当我重复了一遍问题后他甚至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表示不想回答，直到我快要发火了，他的眼睛离才渐渐有了焦距。
“对不起，”他的脸色总算正常了一些，并且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无礼，“我可能想得太出神了。”
我忍着没有发作，却十分不悦：约我来的人是他，开始迟到就让我等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居然还是这种态度……
查尔斯很快从我的脸上觉察到自己犯了错，连忙向我道歉，并且说他是被一些麻烦的问题给缠住了：“这一切在我脑子里乱成一团了！”他苦恼地按住额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陷在这个案子里了，就像进了米诺斯迷宫，如果不是因为你给了我一些有用的提示，我可能什么也没进展也没有。所以，内维尔，我非常感谢你，你把所有知道的告诉了我，这真的太有帮助了。”
一种心虚的感觉突然抵消了我的怒气：“没什么，当然了，这没什么……”我支吾着，低下了头。
查尔斯拍拍身边的那个黄色牛皮纸口袋，露出了兴奋的表情；“我和几天还得到了不少新的线索，相信很快就能弄清楚这件事了。”
我忽然感到一丝不安，说不清到底是为谁，一时间竟然没有回应他。
“怎么，还在生气吗？”查尔斯小心地望着我。
我连忙摇摇头，说自己一点儿也不介意，同时想办法岔开话题。
“这么说你很快就要参加侦查庭了吧？”我问他，“需要我出庭吗？”
“恐怕是的，你是重要的证人。”
“把你对我说的再说一遍就行了。”
“是不是侦查庭庭审过后就结案了？”
“程序是的。”查尔斯点点头；“除非又有新的线索。”
“那么侯爵的死还是裁定成自杀吗？哦……还有倒霉的柯林子爵，被他打破了头。”
“恩，可能吧。”他含含糊糊地扭过头，“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的回答并没有使我满意，我看得出他的回避。真是奇怪，我突然感觉他和我之间仿佛有了一层隔膜，有些东西埋在我们各自心底，没人愿意主动说出来；是因为我隐瞒了一些事情的缘故吗？
这种想法顿时让我难受起来。
我
在第二天早上匆匆回到神甫的住处。
查尔斯不冷不热地和我告别，在那场对话之后我们几乎没再说过话，至于原因大家心照不宣。我那种袒护侯爵夫人的急切心情表露得很清楚，查尔斯早就看出了端倪，理所当然地向我隐瞒了他进一步的发现。
我从未想到过我们之间会有这么一天。
马车外是伦敦繁忙的清晨，我心烦意乱地注视着各色行人，讨厌他们粗鲁的声音肆无忌惮地灌进我的耳朵。
好在格罗斯维诺广场31号朴素的身影很快出现在我眼前，我敲了敲后窗，示意马夫停下来。
神甫或许已经起床了，正在精神饱满地坐在窗边阅读报纸呢！
我把帽子扶正，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沮丧。
就在我准备拉响门铃的时候，两个熟悉的身影却在这前一刻先走了出来。
“格林先生！”我诧异地看着他，“您怎么来了？”
“哦，”他似乎没料到会碰见我，把帽檐微微压低了些，“早上好，卡斯伯顿先生。”
“欢迎回来，内维尔。”神甫笑嘻嘻地从他身后和我打招呼，“格林先生太好了，特地来邀请我参加今天下午的募捐茶会。”
“茶会？”
“对、对。”这位年轻的秘书点点头，“是按侯爵生前的安排准备的，为儿童慈善会筹款一次活动，夫人……呃，夫人让我来邀请神甫，还有您。”
“是吗？”我相信最后一个词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当然了。”他匆匆走下台阶，“抱歉，卡斯伯顿先生，我得先走了，事务所里还有很多工作，您明白，通常这种时刻都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在回避什么，而且当他擦过我身边时，我发现他沉静的棕色眼睛红红的，就像刚刚哭过。
太荒唐了！这怎么可能？
“你吃过早餐了吗，我的朋友？”神甫让我进去，转身关上了门，“史丹莉太太做了一点儿黄油馅饼，味道棒极了，或许你愿意尝尝。”
“不，谢谢，我已经吃过了。”我在客厅里把外套和帽子挂好，坐下来看了一眼座钟，“格林先生来得可真早，他最近一定忙得很。”
“当然了，他的眼睛都熬红了，像兔子一样。”神甫打趣到，收起了茶几上的两个咖啡杯。
“这是什么？”我发现一个杯子旁边有张陌生的卡片，斜斜地放在边沿。
这是一张手掌大小的纸片儿，什么也没写，只画这一个穿这华丽兽皮、捧着陶罐狂舞的古希腊少年，但是这卡片儿的一角有焦些黑，好像被火烧过。
神甫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微微一笑：“纪念卡，关于重新排演《俄狄甫斯王》的纪念。”
“您看过这出戏？”
“对，一年前在巴黎看的，波罗内·热亚的表演简直无懈可击！”
我翻看着这张毫无特色的卡片：“怎么掉在这儿了？您可得收好。“
“我一直把它当书签用。”他从橱柜上拿起一本《旧约》，接过我手里的卡片放了进去。
其实我对格林先生的来访意图更加关心一些，他的解释让我半信半疑，但我还是由衷地希望他没撒谎。
“您会去吗，神甫？”我谨慎地问到。
“什么？”他放好书，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格林先生说的茶会，或许你愿意参加。”
“当然了，我得去，你也要去；侯爵夫人邀请了你的。”
不可否认他的话让我很开心，我立刻表示夫人在遭受这样的不幸时还如此仁慈是值得钦佩的，我非常愿意去看看她。
神甫对此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
或许是纷繁复杂的琐事分散了注意力，让她没有太专注于自己的悲伤，所以当我再次见到温德米尔侯爵夫人的时候，她的气色又好了很多，脸颊上有了原先的红润，眉头略略舒展，连美丽的眼睛中也少了很多雾气。
她殷勤地在花园里招待我们，并告诉我葬礼安排在两天后。
“还是圣玛利亚大教堂，由加达神甫主持。”她把双手紧握在胸前，“多亏了他的努力，劳沃德神甫最后还是决定信任他。”
“这太好了！”我看着我那位在不远处跟别人聊着的导师，言不由衷地说。
不过女主人并没有注意这个，很快又去招呼其他客人了。
午后三点的光线有点强烈，但没有一个小时前那么灼热，倒有些让人昏昏欲睡，而事实上我看到在阳台的躺椅上真的有位老先生那么做了。茶点放在白色的桌子上随意取用，其中葡萄蛋塔特别美味，英式红茶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气氛显得异常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