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然在变坏。至少对他，上一个世界太坏了。
他想，他的生活一团糟，都得归罪于三个月前的分手——不，时态错误。不是过去，已经是未来了，还剩五分钟。他跳转到了正确的时间。
或许也不止五分钟，他不记得了。她一直有迟到的习惯。不算严重，十分钟以内，往往是因为错估了化妆的时间。她的素颜不好看：眼睛小，皮肤很差，但化妆之后还挺漂亮的，仔细想想应该算是个不错的女朋友。他都快忘了那天他为什么那么坚决地选择了分手。因为她的耳光？她又是为什么打他耳光？
大概还是那些事，冷淡、试探、嫉妒、争吵、交往中的摩擦，只不过他们摩擦得比较剧烈。如果他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也许就不会分手，他也不会心中有气，喝醉了酒主动挑衅混混。当然也不会感染艾滋。
好的，他初步确定了自己该做的事。
她来了，迟到三分钟。
她带着一只白色的包包，放在大腿而不是桌上，这意味着她不打算待很久。他惊讶于这些他上次没发现的细节，更强的洞察力使得他有了更多的信心。
他抢在她开口之前为她点了饮料和食物，都是她喜欢的口味。这几乎可以算作道歉了。她看起来有些惊讶，一直捏着包带的手指也松开了。过了几秒，她将包包放在了桌角的位置。
重来一次果然是正确的选择，他想。他决定把她当做新生活的标志——他会拥有美好的新生活，就是这样。
他没有负气而走，那一耳光也没有发生。他们磕磕绊绊地向彼此示爱、做出承诺，用那短暂的柔情与拥吻遮掩此前的不满。道歉、复合，一切顺遂。倘使深夜的他或她还有意不平，那些情绪也尽数屈服于**后的慵懒。
“我很累了，”她说，“我不想跟你吵架。我想结婚。”
于是他们结婚了。幸福的婚姻生活，所有负累被乘以二再不均衡地分为二人份。她为他生下一个男孩。那孩子太调皮了，趁她出差爬上了篮球架，然后跟着篮筐一起摔了下来。他在医院排队缴费的时候听到一些闲聊，说哪位好护士摔下楼梯需要护理，说哪家好医院被疯子持刀砍上门，又说哪个好人成了献血时发现艾滋感染的倒霉鬼。
真惨。他想，幸好他将时钟拨回了三个月，幸好现在惨的不是他。他为那活不过45岁的倒霉鬼感到遗憾。
他想当然地觉得他的平凡生活能轻易延续到寿终正寝，然而他自己也没活到那个倒霉鬼的年纪。
有一天他开始收拾全家人的保单。那是在他44岁的后半年，因为从45岁开始他需要更换险种。他翻阅着保单明细，忽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血型，一种直观的遗传方式。他是A型，她是O型，A+O=A/O，他的中学生物还没忘光。可儿子是B型血。他从没考虑过这个。之前他不知道她的血型，只知道是“熊猫血”，他以为那可以解释一切，可搜索结果告诉他熊猫血是不影响ABO血型的。
他撒了个小谎，带着儿子去了医院。17岁的小伙子正处于叛逆期，一脸不耐烦地采了血，还嘲笑他是中年危机。他没兴趣跟儿子聊天。从青春期开始他们就没有和谐的父子关系，更何况此刻怀疑啃噬着他的内心。“儿子”，这位家庭成员出生在他们结婚之后十个月，完美的时间。他几乎按捺不住怒火。
他焦虑地等待着，直到一周后收到了鉴定中心的电话。
那天他和她都在家，他接完电话，脸色阴沉得像夏季的雷雨天。他对她怒吼着，拿出了所有恶毒的诅咒和羞辱，又在羞辱中感到一丝快意。终于有正当的理由让他吼叫，日常生活中一直被压抑的怒火熊熊燃烧。
他揪着她的衣领，而她奋力地挣扎。他觉得自己还没开始使用暴力，不过男女体质差异很大，对于暴力的定义恐怕也不一样。她开始尖叫，那呼救声令他焦躁。他试图捂住她的嘴，而他们的——她的儿子正于此刻出现在玄关。
锄强扶弱，弑父娶母，俄狄浦斯的优秀品质。17岁的小伙子没轻没重，操着一只玻璃花瓶打得他不省人事，仿佛他是什么哥斯拉怪兽。
及时治疗不用指望，最后的送医也只作为减刑的砝码。医生认为他有可能作为植物人，终生躺在病床上，但仍有很大的希望被手术唤醒。他漂浮在半空中，奋力在手术知情书的的签字栏比划自己的名字——医生当然是看不见的。医生等待他家人的意见，而妻子阴沉地看着肉体陷入昏迷的他。
“保守治疗，”她说，“他有保险，我们不缺钱。植物人不是问题，我只希望他活着。”最后那句话几乎是动人的，如果不考虑她嘴角冷硬的线条。
她知道他知道了，而且她知道他不会原谅她和她的儿子。她希望他永不醒来。
他落回那具身体里。他想，这个世界也是不公平的。
第2章 周西桥，25岁。
周西桥，25岁。
杀死上个世界的所有人不需要原因，但回到这个时间点的确有其原因。他的妻子——前妻——在那场对峙中用尖叫与嘶吼说出了她漫长的出轨史。他不知道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是谁，但他至少知道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蹲点。
他监视着她，他的妻子——前妻——女朋友。
监视是一项专业技能，需要培训和一丢丢天赋。他毫无基础，学得很慢，但非常用心。他在她租下的卧室里贴满了微型摄像头，然后意识到她其实也可以出去开房，于是又开始往她的包里放东西。
她发现了几次，都被他用些胡编乱造的理由糊弄过去了。他看得出来她在生气，并且有了戒心，不过他不怎么在乎。
他最接近的一次追到了旅馆的房间门口。说实话他不知道她是自己去的还是跟那个假想敌一起，但她背着他开房间，这本身就值得他问罪。从来就没有恋情里火热的嫉妒，驱使他的是一股冰冷的恶意。捉奸，暴露她的不贞，然后潇洒离开——他想要的是不是悔改，是纯然的报复，与报复之后独属自己的新生活。
他冷静地点燃一根烟，横刀立马站在那蓝胡子的秘密门前，酝酿好了一切的情绪，就等着踢门那一秒。
然后他的手机响了。
那是一个裁员电话——准确来说，是一个通知他自行辞职的电话，为了避免发放裁员的补偿金。“你旷工太久了。”主管义正辞严地指责，并开始絮叨一些公司章程和他本月的打卡记录。他心烦意乱地回复了几句，觉得这细枝末节的问题比起此刻潜伏在他内心的阴森巨兽简直可笑。
“我会走的。”他说。而主管还不肯停下。
“我他妈自己会滚！”他怒吼着挂了电话，一拳擂在门上，那扇房门竟应声而开。
她站在门内瞪着他，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以及一顿冷漠的控诉。自私功利已经不是她的重点攻击对象了。跟踪和暴力倾向，她歇斯底里地控诉着生活中的白色恐怖，仿佛只有他无理取闹，而她没有做错任何事。
“分手，必须分。”
她怒气冲冲地说。这明明应该是他的台词。
分手、失业、甚至行政拘留——因为她报警了。都是坏事，那又怎么样？去他妈的。他的报复失败了，至少他的确得到了解脱，即将奔向新生活。
就好像作业是三道数学习题，你明知前两道都做错了，但至少是做过了，心中便有理由轻松了三分之二。
剩下三分之一在他找新工作时跌在了他肩上。
他的家庭关系很复杂，父母在他17岁时就离婚了，母亲独自居住，身体一直不太好。他平常每周都会回家看望她，然而这几周他忙于监视前女友，没去照顾母亲，直到接到医院电话，才知道她的身体又出了毛病。
他从小被丧偶式抚养长大，跟母亲关系很亲近，接到电话后便匆忙地赶去陪护。母亲从没有病得这么重过，他长期待在病房陪护，什么都不会，手忙脚乱，疲惫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