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在下议院分属不同的党派，难免会有些政见上的分歧。当时议员们很乐于看他们俩的辩论，那实在是精彩，虽然充满了火药味儿但是却妙语连珠，就好像在看一场舞台剧。更妙的是，每次他们辩论完以后，就会在晚上一起去“船夫”俱乐部玩皮克牌，在牌桌上把公事的矛盾化解掉。他们的这种相处模式让很多人为之钦佩，每当有人在别的事情上为难爱德华爵士的时候，格雷爵士就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为朋友说话；而当豪爽的格雷爵士因为慷慨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爱德华爵士就会倾囊相助。
他们就是这样的朋友。
事情发生的那天是1874年10月12日，严格地说是那天晚上的最后几个小时，但是我们知道要出事则是在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我当时正准备下班，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的大女儿那天刚好是过十一岁生日，我想要赶着回去，这个时候爱德华爵士派人来到警察局找我，说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我的帮助。我得承认我当时并不情愿，但是您的父亲明确地表示，这事或许会关系到一个人的性命，于是我不得不立即赶往他的住处。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当年爱德华爵士住在切尔西区的斯罗纳广场58号，您的母亲也在那儿，而您正在伊顿公学里住读，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见过面。
我乘坐马车到了您父母的住宅里，没有来得及欣赏那些美轮美奂装饰画和别的什么，就被爱德华爵士的神情给吓了一跳。他当时衣冠不整，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连领结都没有系上，双手插在裤兜里，不停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一个年轻人紧张地在旁边捏着圆礼帽。
在管家通报了我到来以后，爱德华爵士非常高兴地请我坐下。他是真的很欣慰，从他用力地握我的手我能看出来。
“您告诉我有很要紧的事，阁下，所以我来了。”我对他说，“请问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他急切地点点头，对我说：“您真是我的救星，特雷尔探长。我都快要急疯了。这件事只有您能帮我。“
我说：“义不容辞，阁下，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您的父亲告诉我：“格雷爵士失踪了，特雷尔探长，我说的是格雷？华莱士爵士。他十二点五十分的时候应该在‘船夫’俱乐部和我玩牌，然后来我家共进晚餐，但是从中午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因为格雷爵士作为一名成年人，也许会有写急事临时失约，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大惊小怪。
但是爱德华爵士并不赞同我的想法，“我了解华莱士。”他这样对我说，“即使有些要紧事，他也不会不留口信或者便条就失约，况且今天……”
他开始有些吞吞吐吐，但是因为担心格雷爵士的安危，还是告诉了我。其实他们有过一次争吵，就在昨天晚饭的时候。他们在俱乐部里为了上次大选的事情吵起来。保守党赢了，所以格雷爵士一直忿忿不平，他昨天甚至用大得每个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本杰明？狄斯雷利（注一）是头不学无术的猪，并且认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对于英国来说，被犹太人做主可不是件好事。
请原谅，我有些记不清原话了，但是您的父亲告诉我他觉得格雷爵士一直没有从自由党选举失利的阴霾中解脱出来：“华莱士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爱尔兰教育改革问题上，他绝对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的，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想的那样……他其实付出了很多，而且他还有四分之一的爱尔兰血统，难怪他怒气冲冲。”
“那么您是觉得也许格雷爵士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我这样问他。
爱德华爵士很不情愿地点点头，他说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约格雷爵士玩牌，再吃顿晚饭，好好地谈一谈。
“我让亲爱的艾丽莎准备好了菜，还请了非常健谈的客人。她答应我亲手做晚饭……”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刚好看到您的母亲走下来，她的出现真是让人感觉有一道地中海的阳光照进了这个阴沉沉的地方，请相信我这绝对不是恭维。不过我也注意到了她身旁的那个人，亚森？加达神甫，他穿着黑色的袍子，头发很长，用缎带绑得很整齐。他那个时候非常年轻，也非常俊秀，让人难以相信他居然是神职人员。
他向您的父亲问道：“为什么您会觉得格雷爵士并不是简单的失踪呢，阁下？即使是格雷爵士心情不好，不告而别，也有可能是到另外的地方散心去了。”
您的父亲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递给我，我看到封面上有“斯罗纳广场159号，爱德华？华莱士爵士收”的字样，里面有一张白纸，有些漂亮的蔓藤水印花纹，被规整地折叠成了一个长方形，上面用很标准的正体字写了一首诗。
我有些记不清楚了，大约是这样写的：
大地再没有比这儿更美的风貌：
若有谁，对如此壮丽动人的景物
竟无动于衷，那才是灵魂麻木；
然而这城市在暮色中遗失了美貌
……
那塔，那博物馆，那大教堂
融入暗夜之中，让人们无可寻处
……
智者们无法入眠，在汉普顿宫如幽灵四顾
他们忧虑于民众染恙，默默低诉
这尘世分崩离析，希望长埋于地之深处
看啊，格林威治台也消弭于背景群山
……
啊，夜晚带走光明，掩盖真相，它还有更多可怖
此刻午夜来临，让我们挥别过去擦干泪珠
为了新一轮光明的来临，陈旧的这一夜必须被杀戮
上帝呵！千门万户都沉睡未醒，
这整个宏大的心脏仍然歇止停住！
也许中间还有些别的什么词儿，原谅我的脑子，它已经老得实在是想不起来更多了。
但是我读了那首诗以后，也有些不安。诗里说的几个地方，和“十二点”的终结，还有“被杀戮”这样的词语让我毛骨悚然。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开口验证爱德华爵士的担忧是不是因为有最可怕的猜想。
“您觉得格雷爵士难道想……自杀……”我这样问他。
爱德华爵士面色阴沉地看着我，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可我从他的眼神里已经看出他给了我肯定的答案。“这是格雷爵士的笔迹，”他说，“以我们熟悉的程度我相信我不会认错。”
夫人和加达神甫都感觉紧张起来了，神甫很客气地要求看看那封信，于是我递给他。他读了两三遍，非常笃定地点点头。“我想格雷爵士的确是在传递自杀的信号。”他对我说，“探长先生，这一点毋庸置疑了，这封信中透露着绝望。”
我一直搞不懂理想主义者的想法，但我知道他们疯狂起来是没有办法控制。当警察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都见过，有些缺乏理智的事情并不是只有下层人才干得出来的。于是我想，现在爱德华爵士，我和神甫，我们三个达成了共识，必须阻止这可怕的事情发生。再说，就算这是格雷爵士的玩笑，那么找到他，让他的恶作剧落空，也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