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困难，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用英文写过东西，所以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写完之后，只有现在
的三分之二。寄去给代理人，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
第一二两章（原文是从第三章月香回乡开始的），叙王同志过去历史的一章，杀猪的一章。
最后一章后来也补写过，译成中文的时候没来得及加进去。
１６０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２０５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兵士哀告的时
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化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我应当在书中解释一下的。
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
身并不怎样注意。我寄了五本《科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
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
下。一本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
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
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
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
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
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
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
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
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
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
祝近好
张爱玲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纽约不久，就去见适之先生，跟一个锡兰朋友炎樱一同去。那条街上
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
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
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
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
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们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
她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不大会说了。
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我还没进门就有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我看的《胡适文
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
《海外缤纷录》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
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
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
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
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
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个时期跟我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了不来往，我父亲有一次扭怩的笑着咕
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的说：“这本《胡
适文存》还是他的。”还有一本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德国出版的，她很喜欢那米色的袖
珍本，说：“他这套书倒是好。”她和我母亲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
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
蝶式领结，她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天我跟炎樱去过以后，炎樱去打听了来，对我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
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
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
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
学家荣（Ｊｕｎｇ）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
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
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我后来又去看过胡适先生一次，在书房里坐，整个一道墙上一溜书架，虽然也很简单，
似乎是定制的，几乎高齐屋顶，但是没搁书，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
子纸。整理起来需要的时间心力，使我一看见就心悸。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
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
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
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我
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个话题。我只记得自己太不会说话，因而梗梗于心的这
两段。他还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时
候我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有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适之先
生一看，马上就又说到别处去了。
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
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