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非对天发誓，向经国保证“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岂料事与愿违，钟彬的十四兵团，稍经交战，溃不成军，陈克非的第二军主力，又被共军切断，放弃白马山的司令部，仓皇逃命。
宋希濂率部，且战且走，经白马场到南川，奔綦江，本拟在高家场附近，渡江入宜宾，再事西行，但有变故，在牛喜场渡江，目的地是西昌，十二月十九日，宋和军长顾葆裕等，在大渡河南岸被捕。现宋将军寓居纽约，缅怀往事，不胜唏嘘。
胡宗南的部队，驻川南陕北一带，计有李文的第五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共十二个军。蒋先生保卫西南的后盾，即胡、宋两军的数十万兵马，后来全部起义，胡宗南只剩下少数残余，带往西昌。
重庆于十一月三十一旧弃守，但自綦江被占，情况开始大乱，经国追忆：
“午后随父亲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14]
二十九日，行政院迁成都，重庆市内，秩序更坏，经国记述父子离渝的经过如下：
“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处渡江矣。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己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15]
当依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四天后，市内秩序，失去控制，街头汽车塞途，枪声四起。夹江、峨嵋一带，暴民出现，洗劫商贾。富顺之陷，更其荒谬滑稽，解放军在沪州途中，仅“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居然一哄而散，军政解体。
那确实是一个可痛复可笑的场面，败军如山倒，中外皆同，草木皆兵，正是这个意思。
十日，成都情况，濒临绝境。卢汉摇身一变，化友为敌，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密电，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先生，俾作“人民政府第一功臣”侍卫人员发现蒋驻节的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幸赖军校学生护卫，安全脱险。
《蒋总统秘录》所记，在离开军官学校之际，蒋总统和蒋经国二人曾合唱“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国歌”[16]虽戏剧化一点，悲壮凄凉，感人至深。
下午二时，蒋先生自凤凰山搭机升空，台北时间六点三十的，抵松山机场。经国总结，“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信哉斯语。
此后，西昌告急，川北剑阁失陷，李弥下落不明，而沾益、曲靖失陷，余程万失去联络，不仅“西南保卫战已近尾声”，国民党从一九二七年起，二十二年的统治，或可说，一个蒋介石的时代，从此结束。
除了台澎，海南国军控制下的仅一些无足轻重的岛屿。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经国的日记，这样写着：
“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
注释[1]海面十五英里，海口至海安。[2]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196-197页。[3]即镇海会议。[4]同[2]，第123页。[5]宋希廉将军面告，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旧金山。[6]陈少校著《逐鹿陕康》，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七年四月），第129页，该书根据《文史资料选辑》所撰，可靠性极高[7]赵鼎盛著《我所知道的龙云先生》。赵先生曾任龙云副官一九四九年，奉龙命由港回昆明，策动卢汉起义，该书未发表，作者持有原稿。[8]同[2]。[9]同[2]。[10]据龙云四子龙绳文告诉作者，但无其它见诸文字的记载。[11]沈醉著《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2]李宗仁要撤换汤恩伯的总司令职务。[13]同[6]。[14]同[2]，第264页。[15]同[2]，第265页。[16]《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十四册，第58－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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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台湾—历史的起点
当西昌失陷的电文，抵达台湾，蒋先生正隐居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数十年来的惯例，喜欢寄情于名山巨川，冷静地思考军国大计。大陆时代，常去浙江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退处海隅，只好以高雄寿山、桃园角板山和日月潭取代。
已是黄昏时刻，潭水如镜，掩映着似血的残阳，看苍茫暮色，兴英雄末路，时不我与之叹。老人悲怀无语，百无聊赖，忽然告诉随侍的经国：“我们下山散步吧！”[1]
经国并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满怀创伤的父亲，父子俩走了一段山路，蒋先生突兴垂钓之念，经国盼咐侍卫安排一只船，老人孤舟，瞬即潭中荡漾，随波逐流。稍顷，绳线轻蠕，鱼竿低垂，老人意识到，鱼儿上钩了，使劲一拉，鱼线绷得更紧，连忙收杆，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2]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3]
船夫乐不可支地说。
“好！好！”蒋先生频频点首，带有水滴的双颊，微微露出欣慰的笑靥。
这一年中，丧师失地，受尽奚落，除了“金门大捷”，老人忧郁仿徨的面庞，有过颜开笑绽的机会，跟着重庆弃守，成都转进……。恶讯踵至沓来，哪来轻松的时刻呢？
蒋先生是个很迷信的人，一向听信风水先生和阴阳术士的话，凭他自己的第六感，他肯定今晚是件好的征兆。[4]否极泰来，为时已近。
第二天，一九五0年的元旦降临人间，万家伊始，一元更新，父子俩的心情，异常开朗。做完祈祷，回到现实面，筹思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退此一步，别无出处”奇*書$网收集整理，那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新华社的广播，声色凌厉，重申其渡江前“向全国进军”的立场，“‘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时评”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5]
中苏谈判，仍在莫斯科秘密进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气势固盛，仍不脱延安时代的革命本色，不仅缺外交知识手腕，更缺外交情报，起码对美国的政情，
一无所知。杜鲁门政府，公开或私下地表示，“不予蒋庇护”，“任任其自生自灭”。
国府迁都广州，司徒雷登大使滞留南京，持观望等待态度，意图明显不过，试探外交承认之可能。即使毛宣布“一边倒”后，华府的首脑，仍怀希望，幻想中共成为东方的南斯拉夫。
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华府内部，数度集会，反复探讨美国的态度，和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研究。美国这样做，有其内因：亲蒋派和军方的压力为其一；杜鲁门政府逃避“失掉台湾”的责任为其二。
十二月初，有当时高华德之称的史密斯和诺兰参议员，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将，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联．合参谋本部的意见，建议杜鲁门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防守台澎，但不同意派遣三军，直接占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