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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传(37)

云南的情况,扑朔迷离,卢汉受龙云的策动,在反共与起义间,举棋不定,蒋先生风闻卢动摇,但坚信,可“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抵渝后,立即下令张群,邀卢到重庆会晤。

卢汉心里有鬼,不敢成行,乃派省府委员杨文清和秘书长朱景喧,代为谒蒋请示。蒋坚持必须卢亲自赴渝,卢托病留昆,重庆再派俞济时促驾,几经商议,始勉为其难。[7]

阎锡山主张扣留,张群从中缓颊,卢汉顺利回滇。

卢回昆明,的确以行动答复承诺,解散参议会,大捕亲共分子,改组省府,撤除安恩溥的民政厅长及省训团职务,查封亲共书刊、学校,即所谓“九九整肃”雷厉风行,气象一新。

九月二十二日,蒋返台途中,顺访昆明,目的给卢汉打气,坚其心志。经国另持异议,“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如果父亲不顾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他认定卢卜“狡猾成性,首鼠两端。”所以,经国先一日抵昆,预作布置。

“总裁另外有事,恐怕不来了。”经国说。

“啊,总裁不来啦!’‘卢似不解。[8]

这段对活,是经国于二十一日下午三时至省府访卢时的记录,卢信以为真,不疑其它。

第二天正午,蒋先生照预定计划飞滇,经国告诉卢:

“主席,重庆方面来了电报,总裁已经起飞,十点就到昆明。”

“经国兄,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嗯!也许是临时决定的。”

“那末,让我打电话派兵到机场,为总裁的安全警戒。”

“用不着了,”经国立即予以阻止。“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两人之外,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个消息。”

说着,经国就把卢汉拉上汽车,同去机场。

经国的战术,是出其不意,不让对方有调兵遣将,对蒋下手的机会。

蒋的座机,果然准时着陆,卢汉站立在坪道上恭迎。

“卢主席,你有没有预备午餐?”蒋下机后,劈头即问。

“还没有预备好。”

“好!好!我们一同到你家去午餐吧。”

蒋先生在卢宅,停留四小时,且约见“滇省重要将领,会商保护西南大局”,会议完毕,经国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边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亲立即启程。”

蒋当然意会到儿子的用心,站起身向窗外徉视,将计就计,“好了,我们走吧!”[9]

经国描述昆明之行,“无异深入虎穴”,他的部属,特别是王升,引为经国智勇双全的范例。

危险的成分,固然是存在的,卢汉翻脸,昆明即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蒋氏父子的后半生历史,将因而改写。龙云确有电报,(10)要卢扣蒋,但卢何以没有这样做呢?一系迫于形式,卢永衡的实力,仅八个保安团,决非李弥,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和第八军的对手。中共南下兵团,尚在湖、粤南进,远水救不了近火,轻举妄动,后果堪虞。一系卢的性格使然,仿徨失措,意志不坚。

蒋先生自己,对卢信任有加,拒阎扣卢于先,批驳毛人风杀卢之议于后,[11]基于这个道理,蒋绕道昆明返台。由此看出,父子间性格处人态度之差异的地方。

当晚抵广州,西北消息,陶峙岳倒戈,经国说:“父亲至为痛心。”

回台席不暇暖,蒋先生疲于奔命,赴厦解决汤恩伯[12]的任命问题。碰上中秋节,未遑回草山,齐集家人,假华联轮,共渡佳节,饭后离基隆,向厦门进发。

海风吹拂,星月高悬,应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良宵,无奈,这样动人的画面,哪里来如是洒脱的,心情!

蒋先生到厦门,不外乎召集军官训话,要求部下冒险犯难等老套,说了等于没说。离开厦门,巡视马公,果然,八天后,这个当年以条约通商出过风头的厦门港,为解放军垂手而得。

厦门没有抵抗,金门势必跟进。退到台、澎,则连当年的郑成功,亦难望项背。

负责金门防卫责任的,仍然是逃跑将军汤恩伯,他甚至把指挥部设在轮船上,指挥官的决心如此,焉谈其它。

金门守军,名义上,建制繁多,计有两个兵团的番号(十二和二十二),实际人数仅两万有余。连连受挫,败军新补、装备、训练、战斗力,均不足以奋勇拒敌,出现奇迹。

预期中的金门防卫战,于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发生,叶飞兵团属下的八一「二师、八十四师、八十五师的四个团,挟胜利余威,以木造机帆船,配合岸炮支援,的左右中三路,向金门强行抢滩登陆。

登陆前,解放军虽有周密计划,包括“计算海潮,利用帆船,深夜奇袭,抢滩登陆”等,但骄纵轻敌,高估白己,低估敌人,复缺两栖登陆经验,以致出现若干超越原来想象的逆势。那就是,抢滩过程中,潮高浪大,木造帆船,失去控制:战士们摸黑携带武器弹药,随波逐流,顺利登岸,已体力消耗泰半;敌情欠明,地形生疏,建制混乱,识别不易,无法做全盘有组织之战斗。

海岛防御,本具易守难攻之特性,美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攻防经验,即是最佳范例。国军历次战役的失败,受创的全是陆军,海,空军基本上是完整的,到了背城借一的地步,只有死拚,于是奠定哀兵必胜的心理基础。

战争进行中,国军的飞机、舰艇、装甲战车,反复冲杀,立体攻击,解放军粮尽弹绝,战事延续两昼夜,国军大捷。

二十六日清晨,经国获讯,专机赴金,奉父命慰劳守军将士,“俯瞰全岛,触目凄凉”,乘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他初次看到战争的残酷面,也初次目睹国军“英勇作战”的不懈精神。他在日记里记着“极受感动”,只是,胜利来得太迟了,如果,早几年在东北、华北、苏、鲁发生,国共至少能打个平手,继续逐鹿中原。那就是另外一番局面。

接连几天,台北沉缅在祝捷的欢乐狂潮里,十一天后,国军在登步岛,再度获胜,颓势中有此佳音,军心大振,民心大振,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得以转危为安,转祸为福。”

说金门大捷,是反共复国的转折点,就防御金马台澎的意义上,确是事实。一九五八年,中共再作尝试,两小时内,落下五万发炮弹,对峙四十六天,最后,自动放弃。

金门虽幸而获胜,东南的战事已告收场,局势的焦点,集中西南。担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最早倡西南联防之说,作战计划,以重庆为轴心,胡宗南部

担任左翼,宋希濂部担任右翼,两钳施张,以逸待劳,然后合围夹击,痛歼来敌。

十一月十四日,父子两人,仆仆风尘,自台飞渝。当日桂林失守,重庆“已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经国归诸一于“贵阳撤退,秀山失守,共军已近彭水”之故。

且说,宋希濂、胡宗南于八月二十九日,在重庆晤蒋,力谏不从,对作战前途,更形悲观,川湖鄂边区绥靖公署所属的十四兵团、二十兵团,分子复杂,将士失和、到十一月中旬,陈克非的第六军被迫向彭水南北线转进,宋、陈同在彭水西岸,情况极为狼狈。

十五日,经国越山涉水,抵达江口,与宋、陈会晤,携来蒋于书两封,信的末段说:

“凡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励,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申冤。不消灭奸匪,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尽一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达余意,并祝军祺,中正手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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