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另持异议，他们认为“台湾之陷落，人所预期，援助也是枉然。”[7]易言之，采袖手政策（oft hands policy）。艾奇逊发表“白皮书”于前，送备忘录于后（致驻外使领馆），他早看透杜鲁门的心思，等着看蒋的笑话，所以不闻不问。
二十九日，杜鲁门在白宫内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作最后的集思广益。会议为两派，联合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代表美国鹰派的典型意见，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
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作最后的裁决，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尘埃落定。[8]
如果近一步了解蒋、杜鲁门关系，杜鲁门作此决定，纯属意想之中。杜鲁门一反他前任罗斯福对蒋的偏爱，来自各方面的报告，指责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已深恶痛绝，派马歇尔赴华，使命失败铩羽而归，杜的颓丧可知。两党竞选，蒋派陈立夫来美，以现金支援杜威。不幸，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这位密苏里的老农，向以脾气倔强著名，轮到他泄愤的机会，他能放过吗？
第二天，美国的决定，国务院正式通知驻美大使顾维钧。五天后，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赤裸裸地将美国的意见诉之于众，他说：
“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奇 -書∧ 網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9]
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宣言，传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而受到严密控制的台湾报纸杂志，奉命只字不提，仅
少数人，了解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政府的用意，怕进一步削弱民心士气。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撤侨，更使蒋先生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华府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再度推动美国承认北京的新浪潮。他们的有力说词，认为延迟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10]
一九五O年新正，顾维钧大使循例到白宫贺年，新闻界揶揄，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This may bethe laSt) 。《新闻周刊》评论中国的局势时，使用最悲观低沉的语调说：“所有传达给美国公众的消息，宛似行动迟缓的珍珠港事件。”“我们接受一次严重的惨败”。[11]
当一切希望趋于破碎之际，宋美龄乃于一月十三日黯然归国。蒋夫人曾在美受大学教育，和美国朝野保持良好关系，抗战期间，出席参政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过动人演说，受到罗斯福总统非凡的礼遇，获“出色的国民外交家美誉”。可惜，物换星移，人事全非。杜鲁门的接待，冷漠鄙夷，打心底里，认为蒋、宋是一群“偷盗之徒”。[12]天时、人和两方面，注定使命失败，虽逗留经年，却知音乏人。
蒋夫人于危难中赋归，有助于民心的激励。为有心开溜的高官富贾，树一反面榜样。经国自告奋勇，专程马尼拉接驾，更含有高度的政治技巧。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在夫人的推动下，迅速成立，缝征衣、慰征属等故事，台北各报，纷纷以特写专栏方式出笼。蒋氏一家，实行总动员，力挽狂澜。除经国辅佐蒋先生，军队政工、特务一把抓，蒋纬国任装甲兵旅长，蒋方良、石静宜（纬国的首任夫人）纳入“妇联”工作。
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六十万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一项公开的秘密：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的，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由江西撤退到金门的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即是众例之一。这使我们联想起，刘备败走新野后的惨状。
陆军不可恃，且力量分散，官方宣传的“海上长城”，无非又是一套空话。三年内战，如果照中央社宣传的歼敌人数总和，会超过当时的全国人口，幸而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和尚算完整的海空军，还可提供最后的心理凭借。
《新闻周刊》的估计：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兵员八万五十人，各型飞机四百架，唯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两个月。桂永清控制的海军，官兵三万五千人，舰艇约为五十艘，和空军面临相同的困难；零件不继。该刊的军事评论家指出：实际发挥战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如果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亦将输光。[13]
蒋先生对全盘形势的了解，比谁都清楚。再希望美国给予援手，为事实所不许，但仍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急需的是时间。由古宁头战役得到印证，解放军擅长陆战，遇到海洋，就和十三世纪大汗忽必烈的蒙古骑兵一般，难逞其强。再根据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海岛易守难攻，如果不能掌握绝对的海空优势，没有大量的运输船只，掌握沿海气候、潮汐、交通、地形等情况，贸然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成算亦小。
时间对毛泽东同样重要，双方在竞走中，都想击败对方。中共的积极准备，预备在是年台风季开始前，大举进攻，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有如下记载：
“在是年整个春季，尤其是在海南岛沦陷以后，彼等在福建沿海各城市作种种两栖的与空军的进攻准备。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大机场一度几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供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战争时美军所建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至可供运用之程度。在面对台湾之厦门、福州、汕头及其它港口，大量之登陆艇与种种型式之船舶皆在准备中。因此，在是年五、六月间，台湾亦在防备敌人之进攻，而这种进攻在蒋总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14]
台湾于一九四五年光复，“二二八事变”留下创伤的烙印，内战的烽火，虽从未直接波及这新近归回的海岛，覆巢之下无完卵，人民的生计和经济秩序，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株连。他们对“戡乱建国”本没有什么兴趣，现在要他们同舟共济，保卫台湾，号召起来，殊为不易。年轻一代的知识的子，受到中共巧妙的宣传影响，他们内心里，对“解放台湾”的态度，欢迎远多于畏惧。
中共对于情报战的运用，三年内战中，屡建奇功，当然它不曾放弃“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机会。“中央‘政治局联络部”以及“华东局”，分别从各种渠道，向台湾渗透。甚至光复不久，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即于是年十二月设立。蔡以下有负责组织的陈泽民，宣传的洪幼樵和武装工作的张志忠。除陈、洪两位，原籍福建、广东外，余则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中共，属长征干部。[15]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为下列五项：（1）搜集境内军政情报。（2）向动摇的军政人员策反。（3）建立地下组织。(4)发展党组织。(5)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
其次，策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另一位陈宝仓中将，设法争取陆军阵前起义；搜集防御布置等重要军事情报。间谍网遍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空军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