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同人）鳏夫独白(10)+番外

梁仲春其实只有三十多岁，但因为他看起来像五十岁的，人们都管他叫梁大爷，他脾气好，便不计较。梁仲春原是长春人，以前在体制内做文书工作，还是位处长。批斗时本来没伤着他，是他自己走岔了路从台子上跌下来摔断了腿。治疗不及时，所以跛了。一个跛腿的人本身就会显得年龄大，再加上他是带着妻子孩子来的第八林场——他妻子是个悍妇——活活把这个人折腾老了。生产队可怜他，就给他派了个最轻松最轻松的看大门的工作。

但这个梁跛子却是个不安分的人，在他和和气气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鸡贼的贪小便宜的心。林场里的“走私”工作就是由这位“梁处长”主持的。他常常会央求给林场食堂送货的卡车司机捎带一些城里的烟、酒、茶、小点心、小画册。冬天的时候他常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那件军大衣可是他了不得的法宝。他在大衣两侧内襟上缝了四十多个小口袋，那些烟、酒、茶、小点心、小画册就都被他塞进这些小口袋中。如果哪个知青想买东西了，便会讨好地叫他一声“梁处长哎……”，梁仲春就会“啪”地打开他的军大衣，得意地把商品展示给人家看。

我和阿诚的小溪就是被梁仲春发现的。他在这条普普通通的溪水里看到了商机。夏天时他支个小凉棚在一旁卖西瓜；冬天时，他汲了水上来泼洒在知青宿舍外的小广场上，等着冰冻住了，剪几个彩纸做的小旗，挂上彩灯，放上革命歌曲，请大家来滑冰。而他呢，他抱着他儿子苗苗在场子外面卖门票。

这事儿生产大队是知道的，革委会也是知道的。但他们在这种造福十里八乡的小事上也就不追究梁仲春投机倒把的行为了。更何况，革委会主任还来广场上扭着他胖胖的肚子溜冰呢。

我想，梁仲春要不是生错了时候，他可真是个人才。

说回正题，一九六八年，我在北大的同学，王天风来了。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三样东西：《毛主席语录》、半箱子烟和一份第八林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上任书。而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撤了梁仲春的西瓜摊，并且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针对前任革委会主任的批斗大会。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心宽体胖的前主任是如何跪在小礼堂的舞台上“谢罪”的。王天风高姿态的出场震慑到了整个平静的生产队。忧虑浮上了每个人的眉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终于蔓延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了。

王天风站在礼堂的舞台上，睥睨众生般地看着我们，然后，他发现了坐在人群中的我和阿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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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追求的污，是那种用lofter都让你往上放，却依然让人感觉很污的文字写出来的污！

阿诚简直是大哥的心跳宝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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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想说说我和阿诚共处了很多年的那方陋室。

那是一间和其他宿舍别无二致的由牢房改造的单间。三面环包的砖墙对面是阿诚砌的第四堵墙，门和窗就在这面墙上。门边钉着一排我用木雕厂废料做的木头衣钩，衣钩下面有个脸盆架，架子上挂着两条毛巾。离着不远处是两张床，一张挨着墙靠里，一张正对着大门。我怕阿诚夜里冷，他就睡在里面。两张床之间有一个旧梳妆台做我俩的床头柜，上面摆着我们的茶缸和一个墨绿色的小台灯

梳妆台是苏医生给我们的，她也是上海人，嫁到了东北，夫家条件尚好，像这种用旧了的家具还是会请木工重打新的。于是她家的旧家具往往便宜了林场的知青。阿诚将梳妆台上的镜子拆了下来，挂在了脸盆架上方的墙壁上，有时衣服挂的多了，就会挡住镜子。两张床的对面就是门旁边的窗，窗台上摆着阿诚从北京带到上海、再从上海不远万里地带到第八林场的那盆君子兰。君子兰的绿荫下就是我的写字台。写字台旁是一个巨大的双开门旧衣柜，同样是苏医生的馈赠。只是衣柜太大了，遮挡了大概两厘米的窗口，导致左半边的窗叶一直无法打开。我和阿诚的衣服并不多，本来全塞进衣柜下面的两个大抽屉里就可以了，但我和阿诚在着装上向来要求整洁，一定是要穿熨得一丝不苟的衣裤。于是我们仍旧将衣物全部用三角架挂起，整齐地排列在双开门的立柜里。而下面两个抽斗，便被我塞满了书籍与笔记。

我的相机，是整个陋室里唯一的高档物品。这台德国徕卡胶片单反相机是我在1964年购于北京友谊商店的。直至多年后的今日，它依然是35mm胶片中的佼佼者。我很心爱这台相机，常常用它记录一些林场的知青生活。可惜胶卷在这深山老林里不太好买，我的摄影创作时常出现青黄不接的状态。好在我们还有看大门的“梁处长”，他是十分愿意高价兜售我一些摄影用品的，只是为他带货的卡车司机不懂，有时会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