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打算关门了么？”
“我想回老家去了，在北京的时间久了，心浮气躁。想念老家无人的草原。”
“那儿是什么样的。”
“我嘴笨得很，没法描述给你听。”
“我明天也回上海了。”
“回去了？还回来么。”
“不回来了。”我说，也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哦。”他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久久也不看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他或许什么都没有想。我们这样手脚瘫软地坐在安静的下午，我能感觉到心里的不安已经褪去了些，原来时间真的会在两个人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治愈那些间隙。就仿佛我们不过是两个在公车上相遇的人，全不相识，却又好像是前世的故交。
“时间过得真快。”他这么说。
“可不是么。”我点点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
“陪我出去走走，顺道吃个晚饭吧。”他站起来。我才想起这两天来几乎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只是麻木地整理东西。打包、缠封箱带、封起来的纸板箱和蛇皮袋再垒在一起。东西用完了，就出去买新的。窗帘始终闭拢着，日光灯打着白光，几乎不分晨昏。床单和被子早早撤去，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在破了的床垫上睡一会儿，也不敢睡太多，惟恐时间不够用，又担心梦境的侵袭会让我丧失所有意志力。像具行尸走肉般封闭自己的知觉，这会儿被他提起一起吃个晚饭，想起热汤热菜，对面竟然还能坐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就从心头涌起非常多的温柔来。
我跟在他的身后穿过胡同，许久不来，我几乎忘记这里的好。虽然已过傍晚，但天色迟迟不暗，树木都很高大，透着夏天的清香。我初来北京时的那些傍晚也曾是如此，天或许比此刻更冷些，他常常带着我在旧城区的各种胡同里转悠，我们很少说话，却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浪费。等天暗下来的时候，就随便找间路边的小馆坐下来，陪他喝两口白酒。他总是兴致勃勃的，哪怕是一碗最寻常的白米粥，他都要对我强调说这是全北京最好喝的小米粥。我从来不拂他的兴致，就笑眯眯地接过来喝。若是我们一块儿吃卤煮，也不会拒绝他掰给我的两三颗新鲜大蒜。他喜欢那些新上市的大蒜，嫩白清甜，他替我剥好，我们一起大嚼，说一会儿接吻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有气味了。
所以也有过美好的时间，我自己差点都忘记了。
结果我们去了间过去常去的小饭馆，这儿曾经有全北京最好吃的门钉肉饼和麻豆腐。老板娘与他熟识，又端上来两碟自己泡的酱菜。她已经不记得我了，只是与他扯了两句家常，说了些胡同里的事。我自顾自地喝了一小口白米粥，再小心地咽下去，周围吵吵嚷嚷的，旁边的桌子上换岗的保安大叔们早早就喝醉了，空的啤酒瓶摆了一地。这种日常的知觉竟让我惊恐万分。他们彼此大声交谈着，津津有味地说起隔壁歌厅里的小姐。有一位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其他人分享他的相好，说他每回只要带去一个西瓜，相好就不收他钱了，完事以后俩人各自坐在床边用勺子挖西瓜吃。
我想像着这幅场景，有时继续听他们讲话，有时看看对面的麦克。他不时喝一口酒，喉结咕咚动一下。点滴间竟然有种日常的动人，我想起他的手掌间有圆圆的茧，现在这张手掌像是在我的心脏上揉了一把，疼，接二连三地到来，封闭的毛孔也几乎要纷纷打开，毫无预兆。我依然直着背坐着，却又觉得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随时都要倒下去。
“你怎么了？”他停下来，看着我说。我摇摇头，垂下眼睛使劲地吞下几口米饭。
“别难过了。”他又说。
“嗯。我知道。”我说。
我本打算去找间酒店凑合一夜，不过终究还是没能鼓起这样的勇气，整个下午与晚上他的陪伴无疑是在消磨着我的意志力。于是等他打烊以后，我跟着他一起回家。他搬去了很远的地方，出租车慢慢开出城区，经过些烧荒的田野，经过一所看守所，又经过几座桥。再往外，道路两旁出现巨大的烟囱，并排在夜色里，沉默地突出白色的烟雾，像是要慢慢离开现实，浸入梦境。我想我从来没有对这个城市产生过恨意。
晚上有球赛，所以回到他的住处以后，他便直接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我也坐在他的身边。我们沉默地盯着屏幕里绿莹莹的球场，他看得非常认真，而我在喝了两口啤酒以后疲惫万分，所有的精神气儿只能再坚持那么一小会儿而已。
“刚认识你那会儿，我给你拍过些照片，后来洗出来了。”他说。
“给我看看。”我说。
“下回再遇着你的时候吧。”
“要是遇不着了呢。”
“那就算了。”
“嗯。”
“时间过得可真快。”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样的话。
“可不是么。”我也重复了一遍。
我望望他，我们挨得很近，膝盖碰到一块儿，可是过往的暧昧荡然无存，亲密便显得非常真实。渐渐地我们都喝得有些多，就像家里人一般靠在一起。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出去开房间，那会儿我还借宿在朋友家里，我们去外面找了个糟糕的小旅馆，晚上他开始拉肚子，我们潦草地做完，并排躺在床上说话，他不时起来上厕所。空调的噪音很大，关掉以后又开始不断流汗。我们迷迷糊糊地睡，醒来便说话，也分不清对方是醒着还是在梦里。他说话的声音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又变得很远。最后我们在清晨忍无可忍地起床，走出门去。外面是条嘈杂的马路，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喝碗粥，我却不知道怎么的，觉得有些窘迫，急于离开。
球赛结束以后他去睡了，之前帮我把沙发床铺好。于是我独自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看了会儿广告，也没有洗漱，就躺了下来。非常疲惫，可是却无法很快入睡，辗转反侧地看着外面路灯透进来的光线、车子开过时挠动的树影。我猜想此刻所有的纸板箱大概已经在去往上海的货车上了，我的手机里存着明天的航班号码，实在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余地。
我仔细地回想着过去的几天，努力想起最后一次见到阿乔时的情景。几天前他突然说要带我去他刚来北京时住的地方看看，西四环。我们坐了很久的地铁，走出来的时候天都黑了。阿乔也有很多年没有来过这儿，树木已经被砍去，长长一段路都在挖地铁。他指指旁边的家乐福说，原先这儿有一溜儿的发廊。又指指旁边一个花坛说，当年他养了只乌龟，结果冬眠以后就再没醒过来，装在肥皂盒里埋在这儿了。然后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或许不是这个花坛，时间过去太久了，真的记不清了。天空里飘着小雨，我一路跟在他的身后，听他絮絮说起这些过往。
他住过的楼还在，是八十年代初建造的筒子楼，电梯很破，楼道里没有灯，借着外面的路灯看到墙壁上用油漆、记号笔、圆珠笔写着各种陈年广告。他说他住在九楼的时候撞见过鬼，我问他是什么样的鬼。他说是有天睡到半夜里，看到阳台上站着位老妇。其实他是背对着阳台睡的，所以并不是真的看见，只是从心里明确地感觉到她的存在，甚至能描述出她的容貌。他说从长相上来说，与常人无异，却清楚地明白不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就搬去了十楼。我们在九楼停了停，他指给我看那间撞见鬼的房间，问我是不是害怕，我握着他的手，心里平平静静的。再顺着楼梯走到十楼，他过去用记号笔写下的门牌号码还在，于是我陪着他在门口站了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