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件用法律解决，本来是很单纯的，然而，人间的事常常没有这样的单纯”，“一旦落入政治情况和心理因素相当复杂而微妙的亚洲地区，判决的结果怎样，会诱发这些因素而衍生严重的后果。”[12]那就是，静态的因素，受到刺激，发展为动态的因素。
仇外心理，自鸦片战争后，即潜藏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而且随时会与民族意识相混合，只是被压抑而已。美国军护台湾，免于中共的攫夺，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惠（不错，美国有其自私的目的），台湾军民并不抹杀美国人的贡献，但部分美国人的所做所为，令中国人既羡且妒，由妒生恨，同是事实。殷海光指出下面两点：
“（1）恩主姿态。若干美国人对中国人有意无意流露一副恩主姿态。在言谈应对之间似乎比照出两个不同的高下阶层；中国人是受恩者，位于低一等的阶层。这一种若有意若无意的划分，若隐若显的界线，捉之无物，感之则令人有动于衷，慨乎梗塞于心。此情此境，最易勾起中国人的自卑感；而对比地越发觉得这些美国人骄傲。可巧美国人的个子又高又大，更易把他们的盛气凌人的气概衬托出来，发扬光大。
（2）生活方式之不同。美国是一个富甲天下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观念义与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有很远的距离。此时此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大都感到结婚非易，苦闷沉沉。而美兵到处，当地女子垂手可得。中国年轻人看到眼里，岂有开心之理？中国当上校的军官不见得有适合的住宅。而美军一来，即使是一名上士，一也可租赁高级住宅。至于仆欧、家庭用具、出入交通工具，在在高人一等。这不算美国人的错。但是，在台湾，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美国人占绝对少数。这种实际生活的比照，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看来特别顶眼。穷人对富人总是难免在潜意识中发生妒嫉念头的。这种妒嫉念头，平时沉淀到意识深处，一有机会，哪有不趁机发作之理？”[13]
其实，对美国人普遍不满的心理状态，并非台湾一地为然。《丑恶的美国人》一书的作者，曾作无情揭发。但这种情况的产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排外主义．加上“一个力量足够的因素，使其饱和”，即会爆发。官方居然没有觉察到，且火上加油，起决定性作用的，尤其是官方控制下的台北舆论。
审汛过程中，销数最大的《联合报》，除以巨大篇幅，描叙全部情况，甚至，预作评论，那篇《沉默的关注》一文，陈咄咄逼人之势。文章说：
“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此案，都在加以‘沉默的关注’，大家在等待一个考验。中国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但中国人生命的价值与美国人的生命价值是否‘同值’，美国在经援军援之外，能否进一步以其公正的法律，赢得盟邦的人心？”[14]
而作者却又自打嘴巴的说：“审讯期间，未便遽加评断，”第二天。以《第六点计划》为题，再发议论，讥讽美国“援外是第五点，任意杀受援国家的人民是第六点”。[15]
五月二十四日，该报几乎以二分之一的篇幅，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加上耸人听闻的社论——《抗议美军蔑视人权》，挑拨全岛人民愤慨激怒的情绪，一场狂飙，因而触发。客观地说，官方有意无意地，是事件的始作俑者，采取消极态度，任令事态发展。正如蒋先生事后责备沈昌焕（外交部次长）所说的：“为什么不把审判地点弄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16]
序幕拉开，正戏于宣判后的二十四小时，在台北市郑州路的美国大使馆前演出。根据目击者的记录，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五月二十四日清晨，台北地区，发出防空演习的空袭警报，一般人习以为常，没有当它是一回事，这天恰巧是星期五，因为非十三日，并不符合洋迷信。上午十点一刻，刘自然的未亡人，肩着一块中英文书写的双语招牌，走到大使馆门前，表示对雷诺宣判无罪的抗议。英文是The killer-Reynolds is innocent?Protest against U．S．Court martial's unfair, un－just decision!（杀人犯雷诺无罪吗？抗议美国军事法庭不公平的判决）。中文分两行，第一行是“杀人者无罪”五个大字，第二行“我控诉！我抗议！”[18]
使馆官员据报，派人出来请刘奥特华到使馆内面谈，为她拒绝。十点四十分，大批警察到场，负责官员中有台北市警察局长刘国宪、督察长宣善屿以及台湾省警务处外事科长张汉光等。据说，系应美方的要求。
警察和刘的遗孀，曾有如下的对话：
警：希望你到使馆里同他们当面谈谈！
刘：我不进去，门外是中国的领土，我有权在这里站，我不踏入他们的范围！
警：你可以把你的抗议向我们外交部报告，外交部会替你处理。
刘：外交部代表国家，应该有所表示，这只是我个人的杭议，不必通过外交部。
警：刘太太的悲哀，我们都很了解和同情。
刘：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全中国人的悲哀。[18]
台湾属戒严时期，任何抗议、游行、示威，为法律所不许。奇怪地，刘太太受到特别的优待。警察局长刘国宪，亲到现场，问她一句：“你是不是想制造事件？”她说：“我丈夫被人白白打死，难道连在自己领土上作一个无言的抗议都不行吗？”局长大人居然格外开恩，悻悻然而去。
究竟刘国宪局长是天良发现，出诸恻隐之心，抑奉命不干预？迄今是个解不开的谜。
正午时刻，围着看热闹的群众越聚越多，据《联合报》记者的估计，约二百人左右。一中广公司记者王大空[19]、洪缙曾，抵达现场，要求刘奥特华为“全国同胞讲讲她心中的话”。对着麦克风，她失声大哭，一字一泪地说：“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为中国人……抗议。除非，美国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满意……满意的答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20]十分钟后，上述谈话录音，在空中播出。
现场一位台籍妇人，触景生情，和刘奥特华一道涕泪横流，激起群众更大的同情，全场气氛，凝重而凄惋。突然有人大喊：“雷诺已经坐飞机走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再无法抑制了，等于一根洋火，丢在炸药上，开始爆炸燃烧。
一点十分，仅少数人试着翻越使馆西侧的围墙，十的钟后，群众麇集逾千，开始石子攻击，一点四十分，数百人冲进使馆，翻箱倒柜，任意捣毁砸烂汽车、玻璃、桌椅，俨然，庚子年义和团事件的重演。暴民们甚至将星条旗扯下，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群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予以回响。
使馆四周的墙头上，站满人群，且“每打毁一件什么东西，外面便有人叫好，于是打的人，愈来愈勇敢，索性连百叶窗和冷气机也乱砸。”[22]
三点十五分，台湾省警务处长乐干到场，不用说，情治单位人马，密切注视情势的发展，为数甚为可观。奇怪地，他们只作壁上观，并无意使用其平素的权威。
就在这个时候，成功中学的学生约五十人，着整齐制服，佩救国团臂章，由军训教官带队，列达使馆院内，高举标语旗子，大呼口号，为暴民助阵。[22]成功中学校长是潘振球，经国的高足，没有上级指示，他敢公然派学生出来闹事打美国大使馆吗？而且，事后免受惩罚，岂非出奇的偶然！
愤怒的群众，数度纵火．幸为停在使馆门外的救火车所扑灭。四点二十的，在地下室发现有躲藏的使馆官员，施以拳脚，为警方保护脱离。美联社的记者慕沙，差点受到围殴，幸赖在场的中国记者帮他打圆场，始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