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这位民国时的的赵构，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展布，愤世嫉俗，以至铤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郭廷亮的自白和郭衣洞（柏杨）的自白．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甚至，我们可以说，孙的辞职书，未必出于孙的自由意志，办案人员能强迫郭廷亮“供证不讳”，何尝不可以对孙如法炮制？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冤案，如恒河沙数，历朝历的，消灭异己的手段，大同小异。
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他自己既无申诉的机会，此案将永远无水落石出的可能，殆能断言。
至于外间猜测，孙有美国的支持，蔡斯因而事败调职，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别有用心之徒的恶作剧。此际，艾森豪威尔当政，杜勒斯主管外交，大权在握，华府、台北的蜜月期间，美国没有理由，驱蒋拥孙。蔡斯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奉派赴台，到一九五五年，刚好任期届满，必须它调，而他这年高寿六十，依法需告老退休，有无孙案，买掉还乡，势在必行。再看，台北欢送礼节之隆重，《中央日报》出社论话别，其隆情厚谊，是象不欢而散吗？
孙立人受贬，彭孟缉上窜，由中将衔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一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对孙案的回响和补救，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注释：[1]协防条约在参院通过时，仅两票反对，但密歇根大学的Alexander Deconde教授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提出疑问，题为(t TheDntangling Mr. Chiang》，见解精辟，立论深远，作者列举一七七八年，美国和法国结盟的例子。英国击败后，美国独立，但条约无法立即废止，一旦英、法开战，美国有可能被拖入战争危机。约翰，亚当斯上台，要求解除。法国反对，美国坚持，最后，以放弃时值二十四万的赔偿要求，双方达成协议。这个不愉快的经验，持续一百六十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苏联强大的桃战，始放弃此祖宗订下来的原则。一九七八年卡特任内，宣布中止，已历时二十四年。
[2]孙家琪著《蒋经国窃国内幕》，香港自力出版社出版。
[3]同[2]。
[4]同[2]。受指挥的机构（见注末表）。
[5]夏畏秋著《陈立夫举家重整道德》，合北《新闻观察》，一九四九年九月。“陈立夫八月四日晨赴美，陈诚送行”。“世界道德重整会”总部设瑞士，美国分会设密歇根的密金那湖，一九四八年陈曾假该会名义，在美从事游说活动。
[6]一位不能透露姓名的内调局高级官员告诉作者。
[7]三毛为毛人风、毛森、毛万里，均为浙江江山人，与戴笠同乡。
[8]程一鸣著《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出版。
[9]杀杨的凶手为阮九经，曾任情报局总务处长，前年癌症去世。
[10]郑介民与毛人凤失和，经国调郑任安全局长，王仲青人事室主任，即专门对什毛，使毛在经费、人事上处处受到控制。
[11]初期，大陆的游击活动，由毛森主管，经国令毛交卸，毛抗拒，遭台“通辑”，毛乃去琉球，投效CIA，现毛住纽约水牛城，闲来垂钓为乐。
[12]西点军校，位纽约州的West Point，乃美国官办的陆军军百学校，入校要求，极为严格．除学科成绩优异，尚需美国国会议员的保荐。VMI，设弗吉尼亚州的勒格辛顿，系私立，故毋须保送，台湾的温哈熊中将现任驻美采购团长，即在该校取得学位。
[13]《孙立入事件真相》，出版者不详，胡佛图书馆藏书。
[14]吴炳钟上校告诉作者，吴曾任孙英文秘书。
[15]《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九月，第16页。
[16]同(13)。
[17]台北《联合报》，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
[18]“General's mistake”Newsweek，Aug 29，1955.
[19]九人小组调查报告，见《联合报》，同[17]。
[20]同[19]。
[21]同[14]。
[22]同[17]。
[23]卜少夫《孙立人将军被黜》，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三九三期，第4页。
[24]同[23]。
[25]《孙立人案件献疑》，香港《祖国》，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第148期。
[26]同[25]。
[27]同[23]。
[28]同[17]。
[29]同[25]。
[30]陶百川著《比较监察制度》，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七八年出版，第502。
[31]蒋经国曾著《胜利之路》，新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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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五二四事件
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美军协防司令部发布新闻：美国的飞弹部队（屠牛士）进驻台湾。就海峡彼岸的军事态势以观，北京没有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新情况出现，中国共产党忙于反右斗争和正在进行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华府此举，纯粹是武力炫耀，而无实质上的意义。因为，要吓阻，应基于对手的意图，对方根本无此意图，“吓”的什么？“阻”的什么？
经国换班，由总政治部而国家安全会议，名分不同，权力如旧。过去六年中，大小挫折，如波浪似的，间歇冲刺。吴国祯、孙立人案，疾风骤雨，势不可当，毕竟有惊无险。唯一耿耿于怀的，还是友邦对他的猜忌和疑虑，美国新闻界甚至以“台湾的神秘人物”称之，或称其为“台湾的恐怖人物”。
美国设法了解他，前年邀请经国赴美访问，待之以上宾之礼，通过各种巧妙的安排，使他看看美式民主，和美国的经济力量。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用美式“思想改造”的技巧，让经国物换星移，革面洗心。但顽固的经国，他的意识形态已进入免疫期。他是莫斯科和蒋先生共同训练出来的综合体，脑子里只有托洛茨基、斯大林，并装不下华盛顿、杰弗逊这些人。
蒋先生梦想三次世界大战不成，退而求其次，寄希望于华盛顿，本共同反共的前提，帮他“光复大陆”。华府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先生又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冒大战危险，助蒋复国则免谈。杜勒斯设计的“剃刀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和“围堵政策”（containment）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构思。双方立场，如是悬殊，乃勾心斗角，别具怀抱，而客观形势，国府的存亡，又唯华府的庇护是赖，团结斗争，微妙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