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兵官无法独断或成独行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性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国民党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有“误会”是事实，“消除”则非易。外人乃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MAG）的官员，美军设新闻官，宗教官，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经国将苏式政工制度，党务活动，引进三军，使国军党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顾问，所无法容忍的。
且看哥伦比亚大学《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
“五十年度初期，国民党控制台湾，主要以戒严法为依据。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和苏联、中共的作法，殊无二致，美军驻台军官普遍厌恶。虽然，双方获得某些妥协，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坚持为事实所必须。”
一九五三年九月，应美国防部之邀，经国赴美考察参观。[21]不言而喻，华府对这位“前共产党”是不怎么放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礼遇．在白宫予以延见，但经国的思想底层，只想到权力的光辉，只想到对敌斗争，美国两个月的旅行，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国民党七大召开，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日益上升的权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22]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
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和教育部的性质类似，但教育部无权过问。所以后来被《自由中国》半月刊讥讽为经国的黑市机构。
成立之前，经国早在复兴岗政工干校内，设班储训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
“青年是可爱的，尤其是军官学校的结业典礼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机关的高级长官，后面的都是年轻而刚毕业的学生，我心里便感觉到，唯有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国的革命，没有青年起来，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来以后，如果没有组织去团结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全归失败。”(23)
浅看这段谈话，会以为经国一付范仲淹的胸怀，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有准备交棒子的意思。
其实，他另有所图，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他说：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24]
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后果，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国民党政权挑战。
四十年代大陆的崩溃，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军事的挫败，国民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学生运动与共党运动混为一谈，诚如李绿所说：“国民党逃难到台湾来，所做的总检讨，显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已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段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上，对反省自我本质的工夫，则付之阙如。”[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