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豪绅的嚣张，可以经国的前任刘已达做例子：“曾被地方上霸绑架”，土皇帝刘甲第，妻室上街，后面跟着马弁保镖。新官上任，要是他不肯点个头，专署衙内的太师椅，就别想坐牢。
仔细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着治权的削弱。各地方的刘甲第，不知凡几，有两位县长，因为和乡绅作恶，曾被绑架，受到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员捆着殴打是常事，有位保长，因执行征兵公务，而遭到身首两处的报复。
产生上列现象的原因，罄竹难书。治权未获有效恢复，封建余毒盘根错节，法律不健全，人权受践踏等，应是主要症结。
以俄国做样板，赣南暗无天日的程度，还会比沙皇尼古拉斯时代更黑暗吗？经国既受过社会主义的洗礼，抱着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一股战天斗地的干劲，简直就是不怕老虎的初生之犊。那句“建设赣南即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之一部门”的口号，何等气慨！
经国上任的专署，仅有一所破房子（专员公署设赣州城西西津路米汁巷口），连一支笔都没有。大概被他的前任搬空了。好在中国的事，有个印信，有些枪杆儿，那就象征着权力之所在。
政治的艺术，就在乎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权力用得恰当，没有不肯和官府合作的人民。经国比他父亲高明之处，是从苏联，他学到了群众运动的妙处，他学到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搬到中国，人民的观感焕然为之一新。
下令禁赌、禁烟、禁娟，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的彻底。赣南的一位盐务处长的太太，偏不信邪，结果被判在赣县中正公园的阵亡将士前，罚跪三天，兼做苦工六个月。另有一位大山头－－国家银行的主管内室打牌，以武装守卫，被专员抓到了，守卫的士兵一概枪决。某富户的独生子，因烟毒违禁，判处了死刑。
他喊出很多动人的口号：“我们对赣南的浓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所谓“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经国认为，他们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非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不可的。
曹聚仁的评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其实，说奇不奇，中共取得政权后，用相同的方法，连上海那样复杂的环境，仅几个回合，黄金荣那样的牛鬼蛇神，就恭顺地大现原形，象喝了雄黄的白蛇娘娘。
经国的声名，上窜得很快。尤其在纯朴的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蒋青天”，有关他的轶事传闻，经过穿凿附会，好比是活神仙。
他提出的革命理论：“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但是，赣南的反动势力，并没有象经国说的那么严重，在斗争形势上，是不成对比的，他的前一句话倒说对了，说中了国民党政权的通病—“只说不练”。
经国的作风，国民党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认为师承共产党。譬如，上任以后，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看不惯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惯，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行。遇到民众，哪怕在农田里、商店内，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任意交谈，目的在了解人民的困难，和解决他们的困难。以一九三九一－九四O年年度为例，一年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最难得的，他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甚至，相隔四十年，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总统之后。
鼓动风潮，制造舆论的重要性，国民党人似懂非懂，经国师承列宁、斯大林，对掌握宣传工具这方面，想到做到，毫不含糊。
他的老部下蔡省三夫妇说：
“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约《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随心所欲的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这一来，就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7]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的事业，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上台的第二年，正式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8]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
在经国所为的“良心政治”下，赣南的变革，有目共睹：
．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着眼于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治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盆、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奇Qisuu.ｃom书]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干部训练。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单凭这张成绩单，已够中外瞩目了。《大公报》的一篇报导，客观公正，最能反映赣南的情况：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资制度，已给合理的货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9]
外国报纸，对国民党政权观感的好坏，人尽皆知，这是董显光主持的国际宣传处都一筹莫展的。但是，说公道，他们真公道的很，赣南的一切，马上引起洋人的注意。
《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国民党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
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密切注视着赣南的动态。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圈圈。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