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景昕有些词穷了，安慰人不是他擅长的事，他只好转移话题：“还是说说在欧洲的故事吧。”
周珩瞪了他一眼，半晌才说：“说什么，说那个混蛋程崎吗？”
许景昕：“……”
这不是你要聊的吗？
许景昕开始觉得头疼了。
周珩又瞪了他一眼，把脸转向一边：“是不是觉得我很无理取闹，那个周珩比较理智，比较好沟通。”
显然，她对自己的认知还是清晰的。
不过许景昕也知道，此时不能点头，她要听的是反话。
他斟酌了一下，这样说道：“大概就是因为太过理智，忍耐了太久，才会渴望找一个出口发泄，渴望能肆意发泄情绪。”
所以才有了你。
周珩没接话，但她似乎渐渐平静下来了，她将下巴放在抱枕上，将自己缩成了一团，一动不动的看着某个角落，半垂着眼睛，睫毛落下，遮住了那个阴暗的世界。
她看上去有些孤独，却不需要他人的安慰，也没有人安慰得了。
许景昕清了清嗓子，观察了她一会儿，正准备说点什么，周珩却先一步开口了：“那时候，他跟‘她’讲了很多周琅的故事。”
许景昕一顿，这才意识到这个“他”指的是程崎，而另一个“她”则是白天的周珩。
当然，程崎讲的“周琅”的故事，被“她”误以为是自己。
周珩没有看许景昕，仿佛就是在自言自语：“他拿来许多照片给‘她’看，有在小白楼的，也有在那个村子附近的，还有一些是在孤儿院外那个仓库的。‘她’当时还以为，那是程崎在帮她找寻那些丢失的模糊的记忆，却不知那是在给她洗脑。”
“他还讲了很多他们相识之初的事，从在小白楼，到回到周家，到后来周琅和周珩开始玩角色互换的游戏，他讲的很详细。”
许景昕没有打断她，却十分清楚这样的情景勾勒会对一个记忆混乱的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那时候的周珩，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周琅，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或许周家也试图纠正过，但最终失败了，就只好换了一种方式，顺着她的认知来培养。
问题是，当这种自我认知咬死之后，还会相继产生许多问题。
既然“我”是周琅，那么关于周琅的故事是什么呢，为什么“我”只记得一小部分，为什么那么模糊，为什么它们串联不起来，为什么它们没有具象的画面？
这个时候，一旦有人将虚假的记忆灌输给她，她就会毫不犹豫，毫不质疑的接受，因为实在没有反驳的理由。
而类似的事情，在许景昕还是禁毒警时，也曾听一个同事讲过，有人将虚假记忆利用到罪案中。
麻烦的是，在司法程序上，这又是很难区分开的，即便利用脑部扫描等科学手段来进行测试，也无法甄别哪些是真实的记忆，哪些是虚假的记忆，因为连本人都不知道，神经模式也只能根据本人的认知来做出反应。
另外还有一些案件，有些关键性证人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有意的误导，明明没有看到凶手的真容，明明也没有听到当时的对话，却在做笔录的时候，非常清晰的描述出来过程，并且对自己的记忆坚信不疑。
可事实上，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让见过嫌疑人的证人，来描述凶手的画像，是非常少见，也极少会用到的手段。
因为人的记忆大部分时候都是模糊的，对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即便是我们很熟悉的朋友，当我们想起这个人时，脑中也很难产生清晰的图画，更何况是去描述一个陌生凶手的五官。
其实听到这里，许景昕已经发现了漏洞。
随即就听周珩问：“你说‘她’是不是很傻，程崎说什么她就信什么。”
可刚问出来，她自己就自嘲的笑了。
对周琅来说，程崎当然是值得信任的，而且那还是处于“流放”中的周琅。
许景昕这样说道：“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些研究资料，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做的实验。其中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儿童群体，结果发现有四成的人编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段记忆。”
周珩疑惑的看过来：“这么多？”
许景昕说：“详细的实验经过我并没有看到，我也只是转述。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非常坚信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也有一些人可以完整地讲出故事的全部。还有七成的人，认为自己年轻时候犯过罪，曾用武器攻击过他人，还能描述出警察的长相。”
“这怎么可能？”周珩困惑道。
“可事实上，就是如此。”许景昕接道：“我过去处理的案件也有类似的情况，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通过确凿的证据和其他当事人的口述作证，在那个嫌疑人的认罪中，有几段是来自他的虚假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