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同人）鳏夫独白(20)+番外

说实话，我已经不想再继续写下去了。这半年来审问我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群组织代表们，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改写着这篇认罪书，我上交过许多个版本，让他们看到了许多个明楼。我腻了。我腻烦他们让我事无巨细地写，甚至要求我详细描写我与阿诚的每一次性爱。我知道这些人想要什么，他们想要通过我的描述摆脱无聊。在这压抑的十年里，一切爱情的、资本主义的文学作品都被禁得一干二净。或许他们是想要从我的报告中压榨出那缺失的部分吧……不过好在是有了这篇不断被我重写重描的认罪书，我仔仔细细地将这十年来或是愉快的、或是悲伤的往事回顾了遍，更将我的阿诚重生在了这一沓沓廉价的红色单线纸上。而写作让我躲避了孤独，毕竟在提篮桥的这半年里，除了大姐，我没有任何一个访客。人人都想躲着我，人人都不愿再与我这个“现行反革命”产生任何瓜葛。

今天，我大姐也来了，她几日前刚去了趟东北林场，带回来了两样东西：一是我与阿诚养了十多年的君子兰，一是阿诚的骨灰。

大姐将那盆君子兰放在我号房的小桌上，然后将骨灰盒递给了我。我捧着那个并没有什么重量的盒子，盯着盖子上贴着的一张照片。照片是我在他十七岁时拍下的，他坐在我编的一张吊床上，手里捧着一个汁水丰满的柿子。我用手指摩挲着照片上他的脸庞，眼泪一片片地落了下来。我大姐没有哭，她的眼泪早就在她亲自把明台推进那艘偷渡到香港的船上时就流干了。我知道她为了取回阿诚的骨灰一定废了千辛万苦，受尽了长白县那帮尸位素餐的官员的冷遇。我将大姐抱进怀里，我说我对不起她，没能照顾好她。她却喃喃自语，说道，若是咱们明家还有钱就好了，还有钱，就能将你救出去，不在这里受苦。

像我大姐这个年纪的人，往往经历过三次灾难。第一次是三大改造，自家的产业一夜间就不是自己的了。第二次是五七反右，明明在抗战时是红色资本家，五七年却被打成了右派。第三次便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变成了假的，假的变成了真的。经历过这三次灾难的人，要么变得精明，要么变得恶毒，要么变得极富攻击性，要么变得沉默。我大姐，她沉默了。当那些十几岁的穿着军装的孩子冲进公馆“捉拿”她时，她不再反抗；当明台被人蛊惑而酿成大错时，她只有流泪；当人们把她从宽阔的公馆里赶到破旧的弄堂去住时，她不再反抗；当阿诚被关押入狱，她与我拼上了一切却依然无法改变阿诚在狱中自杀的悲剧时，她彻底沉默了。

大姐在我怀中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后她站起身，探监的时间有限制，她需要离开了。她抱走了阿诚的骨灰盒，将那盆开得美滋滋的君子兰留给了我。

监狱里放起了第三遍《东方红》，快要熄灯了。我还要在明天上交这份认罪书的，我得快一些了。

一九七二年的大年二十九，明台来了。这么多年没见，他长高了，像个大孩子了。令我和阿诚庆幸的是，封闭的训练并没有把他折磨成一个冷血的机器，他还和以前一样爱笑、爱说话。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在社会主义大楼里接受的教育。当我们听到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给一个社科院的院士戴高帽时，我和阿诚才发觉了他潜在的质变。明台还不自知，他说他和两个同伴——郭骑云、于曼丽一起来长白县城执行任务的，他知道我和阿诚离得近，一放下行李就连夜赶过来了。我和阿诚问他是执行什么任务，他却神神秘秘，顾左右而言他。不论如何，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还是一件幸事。我让明台用我办公室的电话向大姐问好、拜年。大姐一拿起听筒，便放声大哭。我给了阿诚一些钱和粮票，嘱托他去弄一些食材回来，我们在房间里架个火锅。我向明台打听王天风，他管他叫王老师，语气里都是崇拜、字里行间全是信任。这让我心寒。

吃过了火锅，大姐又打来一通电话，她说她不相信那是明台。这三年来我们只从旁人口中听闻明台尚且活着的消息，从未与他通过哪怕一次电话、写过哪怕一封信。其实连我和阿诚都有点不敢相信呀。明台和大姐聊着电话，他看起来也有些哽咽，口口声声说上海是要回去的、要回去的，但却听不到他保证是什么时候回去、怎么回去。我与阿诚相视一眼，深觉明台变了。

吃过火锅，夜色已经很深了，窗外还飘着大雪。阿诚不放心明台走夜路回县城，执意要他留宿一宿，明早他亲自骑车把明台送过去。明台犹豫了很久，然后挂电话给那个叫于曼丽的同伴打了招呼，才将将同意。我与阿诚并没有打算将我们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当晚，明台和阿诚睡一张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