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元只要一转念，就想到一个人，“宋福珍，女的行吗？她是个非常稳妥的人，眼下在镇公所当清洁工，我看着她长大，启仁也认识她，她家穷得一塌糊涂，镇公所的工作还是我们替她找到的。太穷，人又长得不好看，没人敢娶她，她有的是时间。只是……她不识一字。”
卢少华一听就说好，与启元约在明天与宋福珍见个面。启元忍不住问：“鬼子在的时候，你假扮叫花子出来办事，吃了很多苦头吧。”
“不苦，我们在做工作。”
“启仁也要这么吃苦吗？他吃不吃得消？”
卢少华微笑道：“宋先生，有些事你还是少知道点儿更安全。启仁一切都好，身体很强壮，你请放心。我们唯一的辛苦是这边人的方言很难懂，我说的你们听不懂，你们说的我听不懂，所以需要你这位见多识广的先生帮忙穿针引线。打搅了，告辞，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麻烦宋先生。”
启元将卢少华送走，回来一想到启仁还好好活着，不禁兴奋得乱窜。可这事儿又不能大声说，忆莲又不认识启仁，他很是无法尽兴，于是骑上已经破烂的自行车，趁着月光赶去上思房，他需要有人分享这个喜讯。
宋先生听了果然非常高兴，抓住启元细细分析卢少华每一句话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唯有太太非常精明地想到一件事，“哎哟，这下谁坐天下我们都不怕了，那边又有儿子又有女婿在，怎么说都会拿我们当自己人的，好了，我不愁了。上次回娘家，他们还说这天恐怕要变，要我早做打算，现在我还怕什么。”
宋先生镇定地看着太太道：“我们什么都不用怕，我们这辈子不做对不起人的事，到哪儿都是堂堂正正站着做人，不必心虚。”
“可是……他们不是共产共妻吗？好像要把我们富人的钱分光地分光。”
“共产共妻这种话应是另一方的恶意抹黑。别人我不熟，我们启仁先做不出共妻这种事，那么启仁的同事也不可能这么做，要不然启仁不会投奔过去，不会呆那么多年不逃走。这个党，那个党，不管他们宣扬的是什么，只要他们想要大众跟着他们，他们肯定不可能无视人伦天良，做出丧心病狂的事，那样做会众叛亲离。我们谁也不靠，我们只要摸着良心做人就行。”
启元想了想，道：“我接触的几个信□的人都不错，姐夫虽然做人不怎么样，可也不会吃拿卡要，说起来都挺大公无私的。包括刚才送信的那位卢少华，为人很是坚实可信。”
太太听父子俩这么说，虽然依然将信将疑，但以信的居多了。
启元又连夜去宋福珍家，与宋福珍约定明天晚饭后到他家说话。启元没说什么事，宋福珍也不问，仿佛启元大少爷让她办事是理所当然。从宋福珍家里出来，夜已太深，启元不便骑车，一路推行，一路看到三三两两的叫花子睡在墙角路沿，不禁想到卢少华抗战期间为了工作也是这么吃苦，即使现在不再伪装叫花子，一身衣服依然补丁打补丁的，一看就是很艰苦朴素。那一边的人，从这方面来说，真是可敬。
想想驻防在本地的青年军，那军纪，与抗战刚结束时期的青年军大相径庭，当年的青年军那可是宝瑞、刘团长之类的热血青年啊。还有本地自产的蛮横霸道的自卫队，好几个启元熟悉的地痞无赖进了自卫队，眼下维持大街小巷秩序的就是那些自卫队。虽然那帮人对他小宋先生的态度一向是恭谨有加的。
说真的，帮助卢少华做事，并非全因启仁所托，启元一半也是出于自愿，思变求变。不过他没将此事告诉老爷，唯恐老爷搬出“三不”方针加以阻止。
第二天傍晚天才暗下来，宋福珍早早赶来启元家。但启元看见宋福珍却是吃了一惊，昨晚还是好好的人，这会儿脸上仿佛挨了谁的拳脚。启元很担心，难道是他和卢少华接触的事被谁怀疑，有人抢先对宋福珍下手？他忍不住看看坐在屋角暗处的卢少华，卢少华纹丝不动。
宋福珍忙解释道：“没事，误会。镇公所出来没多远有个卖大饼的小孩叫得太响，惹了大樟树底下乘凉打瞌睡的自卫队，两个自卫队大男人操起警棍追打小孩，小孩扔下大饼乱逃，撞到我身上，可怜见的，我想拉个架，结果被警棍误伤了。还好一个黄皮认出是我，这棍子砸到半路收了劲儿，要不然今天就不能来了。哈哈，在镇公所擦桌子很有用咧，宰相门前七品官哪。小宋先生，你叫我来，要我做什么吗？”
启元见宋福珍挽起袖子想干活的样子，忙拦住她，道：“我有个朋友想找个能出力帮忙的妥当人，我向他推荐了你。来，福珍，这位是卢先生，认识认识。”启元心里却有点狐疑，不知道这个宰相门前七品官能不能被闹无产阶级革命的卢少华认可。他见到卢少华从黑暗中走出来，想与宋福珍握手，但宋福珍却扭扭捏捏地不敢伸手，急得启元真想将宋福珍藏在身后的手拧出来。
不了卢少华却认定了宋福珍，问启元要一个单独的房间，进去谈话了。启元站在院子里把守，看着手表的分针整整走了一圈有余，谈话才告结束，宋福珍一脸严肃地出来。启元不问他们谈什么以后怎么做，只安安分分地与两个人分别告辞。以后，宋福珍怎么做，卢少华怎么指示，他都不知晓了。
夏天，启元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小名脉脉。脉脉的出生让很多人失望，最失望的却是忆莲，她从嫁到上思房那天起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给上思房长子生出个儿子。结果，一而再生出来的都是女儿。启元倒是无所谓，他跟着爹爹从小思想开放，儿子女儿一个样。忆莲还非常担心挨厉害婆婆的骂，她哪知道她生不出儿子正好中了婆婆的下怀。于是，对第二个女儿脉脉，忆莲总是态度淡淡的提不起劲，虽然忆莲总宣扬自己是新女性，不偏心。脉脉倒有一半时间是被团团抱着长大的。
秋天开始，启元又见到卢少华一身叫花子打扮，出现在大街小巷，但两人相见当作不相识，总是擦肩而过，偶尔启元还会有意无意地扔点儿钱给卢少华。启元不知道启仁是不是也在别处做类似的事，看到卢少华货真价实地风餐露宿，吃不饱穿不暖，却还坚持不懈地工作，启元真心佩服，也同时非常担心启仁的境况。他从此开始关心起路边的叫花子，试图辨别谁是卢少华们，偶尔从拮据的家用中拿点儿出来买几只大馒头，塞给路边的叫花子们吃。
从有收音机的爹爹那儿，启元得知东北那边打得很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有山河即将变色的意思。启元虽然关心，却是照旧做事照旧生活。只是太太娘家那边似乎有人着急了，派了个专人去上海盯着风吹草动，随时带口信通报情况。太太回家的次数也勤了。
而显然，平民百姓们最关心的还是手头的金圆券迅速变为废纸，发下的薪水得立即拿上街买米买油，免得第二天即刻贬值。即使出门打一壶酱油，都得拿一叠金圆券。可赚钱的速度哪追得上金圆券的贬值速度，一时即使连体面的县立小学教书先生们也难以维持温饱。启元需得每月回家背大米，要不然一家都得挨饿。
太太当机立断，将家中所有的空房子囤满租户交上来的稻谷和棉花，捂着不肯出手。有谁向要问她买粮，好办，拿美金黄金银元来换，金圆券一概不要。每次启元回家背大米，太太虽然如数给出，但都得折算出一个后面很多零的金圆券数字，来羞辱这个无法自力更生的大少爷。为了一家温饱，启元只能人穷气短，任凭太太羞辱。忆莲娘家虽有几亩薄地，可打上来的粮食不够全家吃，平时还得拿钱上粮店买米。这会儿金圆券乱贬值，米店米价日涨夜涨，忆莲娘家也陷入温饱危机。可是连启元回上思房背自家吃的大米都得历经千辛万苦，忆莲岂敢为娘家的事求恳太太。最多只能自己省着点儿吃，让弟弟妹妹们偶尔来家吃顿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