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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11)

压着一肚子的火,低三下四地听完训(闺女还得在人家手底下混,要隐忍,不能爆发),爸爸把我接回家。

我坐在我爸的车上,怯生生地伸手拉我爸的衣服下摆,爸,别告诉我妈行吗,我妈会打。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我爸眼睛红了。他粗声嘎气地向我保证,不打,你妈要敢打你,我帮你。

回到家,我果然没讨打。我妈摸着我红红的脸颊,轻轻问,麦麦,还疼吗。

我摇摇头,乖乖吃饭,连我平时最讨厌吃的菠菜我都搛了好几筷。

后来想想,我妈没打我是因为看见我脸红红的,以为那是老师打的。实际上,我是被这么多人盯着写检讨觉得羞赧。老师对我的体罚就是拽了我的辫子,让我很没面子。想到被我爸妈冤枉的老师,我也觉得她好无辜。

三年级重新分班,我终于迎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位喜欢的老师,我的语文老师,高丽娟。她是内蒙人,跋江涉水到我们这个南方小镇来真可谓千里迢迢。高老师文静而温柔,我那时侯开始从图书馆借《红楼梦》看,觉得曹雪芹老先生借宝玉的口说“女人是水捏的骨”真是妙极了。高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开放式的,在她的课堂上,没有举手这个概念。对于她提出的问题,人人都可以随便作答。无论你想到什么,无论你的答案有多么匪夷所思,你都可以站起来回答。她绝对不会说出任何讽刺的话。她鼓励我站在讲台上没有任何底稿的发言,她教会了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甚至书上提供的答案也未必正确。这种新奇的模式,我以后的日子,就是进入所谓以自由开放闻名的大学讲堂也没有再体验过。

我记得三年级有一篇课文《雷达与超声波》。老师让我们讲述雷达和超声波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同学回答以后,她笑着说,火车还差几里就进站了。第二个同学回答以后,她又说,哎呀呀,火车好象过站了。班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大家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说自己的答案。过了一点,差了一点,她始终微笑着,谆谆煽诱。我回答到了点上,她立刻大声地夸奖我。真的,孩子需要鼓励,我对语文的兴趣就是随着这一声“棒极了”而建立起来的。

课后,老师问我,镇里组织举办全镇小学生的学科竞赛,你想不想参加作文比赛。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各学科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先前我已经答应了美术老师去参加比赛。老师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回家的路上,我问陆西,你参加什么比赛。

“数学老师说,出卷子的那个老师生病了,比赛取消。老师让我参加作文比赛。你呢,美术比赛用的水彩笔准备好了没有。我妈给我买了二十四色的,可以给你用。”

第二天刚到学校我就去办公室找高老师,等了好一会,老师才拎着包包走过来。看见我,她很惊讶,麦爻,你有什么事吗。

“老师,我决定参加作文比赛了。”

作文比赛是命题作文《她真好》。出考场以后,我问陆西,你写了什么。

“奶奶啊。”

“那你肯定拿不到好名次。”我斩钉截铁。

“为什么?”陆西转头看我,黑黑的眼睛明亮而恬静。

“所有人都这么写,了无新意。”

“他们写的是妈妈。”

“一样的道理。”

我沉浸在自己的懊恼里,没有去思考漂亮的小男孩陆西清水般澄澈的眼睛里面承载的东西。其实我对他说那些话只是为了心理安慰。在此之前我们训练过的作文都是看图作文和诸如“我的妈妈”“可爱的校园”之类有明确指向性题目。我又从小不待见作文参考书。所以在看到《她真好》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把“她”跟妈妈外婆挂上钩。我写的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一个萍水相逢在下雨天撑伞送我回家的陌生学姐。我在作文里写:我从来没有认为陌生人有必要帮助我。但她及时遮挡到我头上的伞,挡住的岂止是漫天的冰雨,带来的又何止是一隅的干爽。

写完以后,我还挺骄傲,我居然写出了“隅”字。

大概像我这样看到《她真好》还想不到娘亲大人的孩子太少。我的作文竟然傻人有傻福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本厚厚的软面抄。我怕我妈想到这一层,本子一下来就积极交给我妈当记帐本。并再三再四地强调,我是思前想后踌躇再三才落的笔,文章就是要有新意,险桃一颗胜过烂杏一筐。实际上我一直惦记着电视里播的《白眉大侠》,只想赶紧交卷走人,哪来的工夫再三再四。

陆西有没有拿名次,我不知道。我都得意翻了,第一名只有一个,他就是拿了名次也没我好,这才是最大的关键。

得了第一名也没能改善我音乐课的处境。我跟音乐老师结下梁子可追究到第一节音乐课上她点名。

“麦……”老师卡壳了。

台下的同学哄笑:“老师,麦爻,那个字念yáo。”

老师神色尴尬,大声呵斥:“笑什么笑,笑什么笑。麦爻同学是不是,你好象对你的名字很得意。那么这么好的名字抄100遍交给老师。”

我傻眼了,这关我什么事,我又没有笑。

她不是第一个不认识我名字的老师。“爻”字虽然好写,但比较生僻,除了八卦图里“—”称阴爻,“—”称阳爻,平常场合很少使用。连教我们语文的高老师也不认识这个字。不过她比较狡猾,点名的时候,她故意漏叫了我和另一位同学的名字,最后再问“还没有没有哪位同学没有点到?”我俩举手,报出自己的名字,她就不动声色地度过了进退维谷的难堪。

我很愤怒,不认识我的名字你也犯不着罚我抄写吧

。我最恨罚抄名字这种没建设性的变态惩罚,简直就是在变相谋杀和浪费地球有限的资源。纸笔油墨皆是工人的血汗啊。

我没抄。我对老师早就没有莫名崇拜情节了。跟语文老师熟,进办公室像进教室一样自然。我才懒得理会音乐老师呢。何况音乐老师曾经被校长老婆打上门过(她就是我上幼儿园小学校长有事没事就过来搭讪的那位漂亮阿姨,终于被调到小学来了。),小孩子吗,总觉得自己纯洁而干净,对所谓的“破鞋”很看不上眼。然后我的罚抄就从一百涨到两百,再涨到四百,依次递增。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可以回位子上坐着听课。

我的桀骜和倔强发挥到了极致,说不抄,就是不抄!每堂音乐课,无须她冷嘲热讽,我会自动站到教室后面。班主任经过教室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很惊讶,我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他找音乐老师了解情况,想替我求情。但音乐老师仗着有校长撑腰,飞扬跋扈极了,根本甩都不甩刚师范毕业的班主任。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音乐老师太孟浪,仗着年轻貌美,不谙生存法则。后来校长另结新欢,(这个校长就是我前面提过的副校长,老校长已经退休了。)音乐老师撒娇撒泼也没任何人同情她,人人都在旁边看免费的话剧。

总之,我的站墙角生涯持续了足有一学期。同学们从一开始的嬉笑到后来为我忿忿不平。我那时杂七杂八的书看的多,希奇古怪的事情知道的也多,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叫“周博通”,在班上很是有一定的地位。大家在私底下议论“是她自己无知呗,不认识麦爻的名字还怪别人”。音乐老师就是学校的王母娘娘,谁敢当她面说啊。我站惯了也无所谓,反正一堂课也就四十分钟,反正评三好生的时候音乐成绩也不算数,她爱罚不罚,悉听尊便。

我想那时侯我要服个软,甚至痛哭流涕的表示悔过,找到台阶下的音乐老师大概也不会跟我一小毛孩斤斤计较。和孩子作对,多掉份儿。可是我不是墨客骚人,文人的臭脾气倒是八九不离十。一个字犟,另一个字傲。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对音乐课也丧失了全部兴趣,回不回座位反而无所谓了。

陆西在音乐老师第一次罚我抄写名字一百遍的时候,劝我低头,并说可以帮我抄一半。我头一昂,鄙夷道,这不是抄不抄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我没错,不会接受任何惩罚。你不许偷偷抄了交给老师,否则我一定当面说穿。陆西,你是不是男生,怎么胆子比我还小。

现在我有点后悔当初跟音乐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结梁子。汲取知识最好的年华,因为我不合时宜的倨傲,我失去了打下最基本乐理基础的机会。到今天我都不识谱,无论五线谱还是简谱。唱K时就没有我不跑调的道理。

跟音乐老师第二度交恶怪我的碎嘴。上公开课,后面坐了一溜的领导。音乐老师打扮的花枝招展,还芊芊玉手一挥,特赦我回座位听课。大好的转机愣是被我这个大脑缺根弦的女人给毁了。老师在台上侃侃而谈歌剧的发展史“历史上第一部歌剧是根据大仲马同名小说改编的《茶花女》”大仲马是法国著名作家,他的小说还有《基督山伯爵》和《巴黎圣母院》。打雷吧下雨吧,劈死无聊找茬的小孩麦爻。语文课自由氛围养成的习惯,随便插言。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一句“《茶花女》是小仲马写的,《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是雨果”。法国作家多的去,别看到巴黎就光认识一个大仲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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