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荣阿姨嫁给了兰考，小两口感情如漆似胶。结婚两年之后，不见大荣阿姨怀上身孕，兰考在家人的催促下带着大荣到北京检查。“石女”，大荣阿姨如此形容自己，我猜想应该是女性不孕症吧。我对医学了解不多，只是看某本书上说女性不孕症比男性不孕症容易医治。兰考抱着大荣发誓：“治！不管花多少钱，俺一定要把你治好！”
大荣阿姨和兰考回到家乡，兰考一心只想着挣钱、攒钱，钱够了就可以为妻子治病。但那时不像现在，可以外出打工，那是个卖两个自家母鸡下的鸡蛋都不被允许的年代。钱一时半时凑不到，兰家对大荣阿姨越来越冷脸，村子上给兰考的压力越来越大。大荣从小带着弟妹们什么苦都吃过，不怕任何艰辛，但就是不能受气。最后小两口商量，先办离婚，等他们攒够了钱、治好了病再复婚。
中间的故事没人对我讲起，只是听说大荣阿姨嫁给赵爷爷的第一年，兰考为了省钱，徒步走到北京偷偷与大荣见面，第二年兰考又来，大荣阿姨再婚的第八年兰考依然来看她，那时兰考已经结婚并有了小孩。每次兰考走后，大荣阿姨必定大病一场，发烧感冒，神态呆滞，躺在床上几天不能起来。
我长大些后不再吃他们嘴里的红薯，但我依然喜欢去大荣阿姨家，喜欢看大荣阿姨脸上玫瑰色的红润，喜欢听她爽快地笑声，感受着她对赵爷爷戏称“老瘪壶”时的……幸福？幸福！
但我一直不明白“老瘪壶”究竟为何意。
我的童年很孤独，因为我是“农村孩子”而被歧视，院里的小朋友不屑和我玩耍。于是我想方设法自娱自乐，将外婆家新的衣柜当黑板，用软软的千层石在上面涂画。三姨的收音机被我拆开，电池敲碎，看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我正冒着被臭揍的危险胡作非为时，一个倾长，婀娜的身影向我徐徐走来。那时日光正足，我举目迎着刺眼的光线看到个有闭月羞花之貌的女人。
“文春……她微笑着叫我。
我茫然地面对她。她穿着一件在北京已经很少看到的灰色小翻领外套，藏蓝色宽大的缅裆裤子。虽然土得吓人，却无损一毫她天生丽质的美。我傻呼呼地对她发笑。
小姑用她攒了很久的钱，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千里迢迢从东北赶来，她为了办理我爷爷平反的事情，同时看我是否健康成长。小姑有些封建思想，认为无论姐姐的孩子甚至未来她自己的小孩都不及我重要，因为我是她们何家的后代。
小姑给我带了十个腌好的大鹅蛋，东北木耳，蘑菇，黄花菜和粉条，她还给我买了一条深蓝色灯芯绒裤子。
第三章
小姑和五姨年纪差不多，但她们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
一直听说爷爷是个聪明绝顶的人，通晓日文、德文、英文，解放初期被一间国营大场聘为高工，月薪高达１３０元。文革刚刚开始，工厂的领导找爷爷谈话，对他说鉴于厂内地主、走资派的名额短缺，经过党委慎重研究，希望何争同志承认自己是地主，仅仅认可一个名称，他的工资，职称所有的一切完全同从前一样。
智商过高的爷爷在情商方面一定逊色些，他自以为是地以诚信对人，友善助人，宽厚地答应了领导的要求。如果我和爷爷能玩个阴阳两极对话，我会告诉他高处不胜寒，他过高的收入、清高的为人、幼稚地轻信，都注定在我出生之前他老人家与世长辞。
没办法，我是看着《厚黑学》，津津乐道着坑蒙拐骗长大的。
这以后的几件事我只能通过想象来描述，因为无论大姑，小姑，父亲没人对我提及。应该先是抄家吧，具体描述出来是一帮子五大三粗的人撞进家里，将能拿走的好东西全部拿走，将不稀罕的砸个粉碎。除了掠夺，他们还达到一种有趣的效果：让家不再是温暖可靠的居所，让它的主人住在里面战战兢兢，如在噩梦中游荡。
接下来是批斗。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让红卫兵手中的皮带只是晃了几晃，其实那是往人身上抽打的，姑姑们和父亲都曾用尚弱小的躯体为父母抵挡鞭挞。据说文革中红卫兵打人最凶狠，搞出人命最多的是一些女校，让我脑海里想象着那些青春的，娇小的，美丽的，热情的，无知的，暴虐的水一般可人的少女。
最后是爷爷被厂子开除，举家遣返原籍。爷爷文革前一直算有钱人，据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帮咱抗击日本时，不到三十岁的爷爷挣的钱之多，让奶奶不知如何花销。男人有钱就变坏，可爷爷这辈子只有一个女人，即：他的妻子。爷爷问奶奶愿不愿意陪他回老家，奶奶回答：“我跟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