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是我心目中的骑士，他正直，凶悍，优雅，忠诚，然而善良单纯。
而龙乌鸦，我总是无法形容他，因为一提起他，我就忍不住想要流泪，我只是想说，曾经有那么一只乌鸦，如果他做得都是好事，我们会把他的故事说给别人听。
有人说龙团座的对照系应该是虞啸卿，可我却不觉得，龙团座一生想做虞啸卿而不得，因为他归根到底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与张立宪才是一类人。
这几天反复看了这篇文，发现最让我有感觉的，还是张立宪哭着问团长国在哪里。
这篇文是一边看剧一边写的，起初我追着电视台的步子走，我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我与团座一样的对未来充满了渴望与惶恐，而最后，一切应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我的伤感与愤怒在某种意义上与龙团座也是合体的，这比较少有写作方式，当我写第一个字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国在哪里？
当时的感觉身临其境，我就像那个迷茫的孩子，我是张立宪，我在想当时最让他崩溃的是什么？
是家国。
现在，问和平时的我们，即使我们不承认中国是某个具体的政权，具体的政党，可是我们都知道国在哪里，那不是一寸河山一群人，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存在，它的存在本身就会给人以力量。
可是追回到当时，那样的混乱中，谁可以明明白白的说一句，国在哪里？
从龙文章那里，死啦拿走了名字，那是一种责任与使命。
从张立宪这里，死啦拿走了刺刀，这是一种武器与抗争。
而最后，他找到了他的家国，最朴素的家国，《生死线》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活着，能救一个中国人就救一个中国人，能杀一个日本人，就杀一个日本人。
我只是希望到最后，人们战斗的一切目的是为了和平。
我热爱所有不甘被奴役却又热爱和平的中国人。
权势、资源、占有，赢过所有人并不会让一个国家长久的强大，真正的强大是一种制度，这种强大不会来自于哪个英雄，而来自于某种制度下全体国民的参与和创造。
好的制度会成为一种土壤，只有在优质的土壤上才可能开出繁茂的花，华盛顿与他的朋友们固然是伟大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200百年前的美国，当时的思潮，当时人们的信仰，是这样的土壤上生长出了像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样的人物。
所以，回到团长，回到当时的中华，我一直觉得简单的追讨虞啸卿们是不厚道的，因为他们没有土壤。
袁世凯比华盛顿晚出生137年，可是这个人在所有的条件都不配合的情况下拼死称帝，这就是土壤。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看完《团长》，我们可以想到什么，不是简单的去指责唐基们的虚伪，批评虞啸卿们的不讲道义。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民族性，当然，大家都可以说，这是整体的问题，我一个人能改变什么？
的确如此！
所以像龙团，像张立宪，这样的人是令人动容的。可是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接近龙团的想法，做一点事，让事情向它本来的样子更近一点，同时更宽容，因为没有谁一尘不染。不必说天下人都这样，我何必要那样，而是，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就是对的，如果也不是那么要死要活的牺牲，那就做一下。
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做得有哪些呢，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国有品牌，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努力工作，不干坏事，宽容对人，不再动不动就愤怒。龙团说中国鬼死于听天由命和漫不经心，老麦说中国人有八个脑袋，都怕功劳不是自己的。
那场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于是我们开始反思，开始反省，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有人说为什么反战的反省为什么要我们来做，我们是受害者，是受害国。可是我真心觉得，像受害国这样的说法在外交上提要求的时候用用可以，自己家里关起来门来最好不要有这种心态。
凡事以受害者自居，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从来不会有谁因为谁受害了就真的同情谁，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也不靠人情过日子。所以对战争的反省也只能自己关起门来做，没有可能拿去日本让那些侵入者们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这不可能。我们不能控制别人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们不应该把国家安全这么重要根本的大事寄托在道义上。如果道德可以约束恶念，那人间就不必有法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