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常清自然顺阶而下：“臣谨遵陛下旨，据天险雄关，严守洛阳，以待王师！”
杨昭却道：“黄河天险，严冬冰合如平地，洛阳无险可依，只怕守也不易。”
封常清道：“东西两京乃天子行辕，宫阙寝陵所在，常清纵粉身碎骨，也绝不让东都寸土为贼所染！”
杨昭道：“将军一心为国，死而后已，令人钦佩。下官羸弱文臣，亦有心为陛下平乱安邦，战死沙场亦不足惜，只是没这本事，至多空发一通豪言壮语，口说无凭而已。”
封常清气得脸色发青，甩袖道：“军国大事岂作空言？陛下，臣愿立下军令状，若是让逆胡过了黄河武牢侵染东都，不必胡贼动手，臣也不会回来见陛下了！”向韦见素求得笔墨，就要写军令状。
皇帝见他俩闹上了意气，正要劝阻，杨昭已道：“将军有此背水一战的决心，三军必士气大振，新兵也可抵胡贼精锐了！”
皇帝被他这句话一阻，慢了一步，那厢封常清已经动笔。转念一想，封常清既有此意气，现在拦阻令他颜面气势受损，也无益处。不过是守个东都而已，还不是十拿九稳的事。要是连这个都做不到，即使不立军令状，封常清也是活罪难饶。于是也就作罢了。
第二日制书颁下，封常清便立刻前往洛阳开府库招募士兵，十天即募得六万人。十日能募得如此多的兵卒，令朝野上下信心倍增。仅洛阳一处即有六万人，加上长安募兵、朔方安西的援军、河东杨光翙部下，足以与安禄山号称的二十万大军匹敌了。封常清更是志得意满，屯居洛阳，断洛阳东北黄河上河阳桥，为守御之备。
廿一日，皇帝离开华清宫返回长安。回京第一件事便是将在京为质子的太仆卿安庆宗斩首示众。安禄山当宠时，安庆宗也颇受宠遇，不仅官拜从三品太仆卿，更以宗室女荣义郡主妻之。安庆宗在京为父亲耳目，早知安禄山有逆反之心，死得倒不冤枉；最无辜的就数荣义郡主，本是金枝玉叶，无端叫安氏父子连累，被赐自尽。
朝廷所倚仗的军队除临时募兵之外，主要是安西、朔方的镇边士兵和非安禄山治下的河东军。安西路途遥远，短时能集齐的唯后二者而已。
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与安禄山同姓，父辈也是故交，两人因此相约为兄弟，一度交好。后安思顺觉察安禄山有反迹，与之疏远，并多次进言揭举。此番安禄山举兵造反，皇帝虽不曾怪罪安思顺，到底是对他这个“安”姓有所芥蒂，解了他朔方节度使一职，入朝为户部尚书，其子安元贞顶替安庆宗为太仆卿，朔方节度由朔方右厢兵马使郭子仪领任。
河东节度副使、太原尹杨光翙为安禄山劫持，安禄山责其依附奸相，于博陵郡将其斩首以徇。杨光翙部下河东诸路军马群龙无首，如一盘散沙。皇帝因命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加置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等十三郡，卫尉卿张介然任节度使。河东兵马稍集。
廿二日，以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帅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不出十日，于京师也募兵近六万人，号天武军。其中四万余人交由高仙芝统领，剩万余人驻守京师。高仙芝部下另有飞骑、彍骑、在京的边镇兵，合计五万人，集练完毕，于腊月初一发长安，屯于东京西面二百里处的陕郡，背靠潼关，作为封常清的后盾。
封常清本意料安禄山会等严冬时从河阳水浅处渡河攻打洛阳，因此毁断河阳桥，严加戒备。腊月刚至，天气乍变，日间和暖，夜里却是滴水成冰。安禄山此时尚在洛阳三百里之外，大约也探知封常清据守洛阳，便于所在灵昌率先越过黄河。入夜之前将破船枯草树木成捆投入河中，一夜冰结有如浮桥，十余万大军悉数过河，横扫灵昌郡。
新置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几日，叛军便兵临城下。陈留守军仅一万多人，面对安禄山大军，惶遽不能作战。围城两日，陈留太守开城投降，张介然刚做节度使，便成阶下囚。安禄山入城后听闻儿子安庆宗已死，大怒，将陈留近万降兵尽数屠戮泄愤，斩张介然于军门。暴虐行止，百姓闻之色变。
叛军既过黄河，一路西进，所向披靡。官军与叛军相接无一胜绩，恶报频传。腊月初七，安禄山至荥阳，去武牢关仅五十里，距洛阳则不足二百里。翌日即陷荥阳，杀太守，声势益张，命部下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先锋，率精锐骑兵进攻东都洛阳，与封常清会于武牢关。
不幸被杨昭言中，封常清长于后勤，冲锋陷阵正是他短处。以往高仙芝出征，封常清常为留守，二人相得益彰，立下赫赫战功。这回二人易位，封常清冲在高仙芝前头，以仓促间招募来的六万市井子弟对抗安禄山铁骑精锐，一触即溃，损兵过半，失武牢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