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urice/莫里斯(2)
《莫利斯》是失败之作吗？这部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结构与其它作品相比也显得松散一些。主要人物之一、莫利斯的情人和救星艾列克在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过后才出现，但全书最大的败笔是克莱夫得了一场感冒，病愈后变成了异性恋，提出与莫利斯斩断情丝。书中 没有给克莱夫的突变提供足够可信的解释，虽然我们可以用克莱夫双性恋的假想来解释，但毕竟太显唐突。②从风格上讲，《莫利斯》虽然再现了福斯特典型的流畅语言，但表达很带有日记体的风格，而且明显地用了很多短句，所以没有象其它作品的显得精雕细琢。然而正是这份自然使《莫利斯》成为最真实反映作者心态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莫利斯》的主题远远地超越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整部作品是一腔诚实而自尊的呼吁。对福斯特来说，《莫利斯》代表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此时他已不再提倡和解与妥协式的沟通，而是呈现人物与本阶级决裂。这种决裂不仅给莫利斯带来了幸福，而且为作者十年后创作《印度之行》作了思想和精神铺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斯特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并赶往埃及。1917 年他在亚历山大港认识了英俊的电车司机默罕默德〃艾尔 〃阿多。他们之间的恋情持续了两年，在此期间福斯特给一位密友的信中说：
我好像正在写《莫利斯》的续集。我现在对此的了解已增进了许多。很多人在缺乏真情实感的生活中度过了青春时光，实在令人悲叹。我以前对此有所知闻，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的体会。我的运气真是奇妙。
福斯特称这场充足的爱情经历使他真正成为“一位成熟的人”。1919 年阿多结婚后，福斯特离开了亚历山大港回英国，但两人仍保持书信来往。三年后阿多得肺结核去世前，福斯特从印度回国的途中探望了他。阿多的去世对福斯特的打击很大。
1921 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担任德瓦省君王的私人秘书。当后者得知福斯特的性倾向时，还对他提供了特别照顾。这次旅行使福斯特再次目睹了英国殖民统治丑恶。这种反感促使他写出了《印度之行》，于1924 年发表。小说描写了英国小姐阿苔拉去印度与一位英国驻官订婚，认识了当地的医生阿齐兹。一次他们去山上野餐时，阿苔拉走入了一间阴森的岩洞，幻觉被阿齐兹强奸。当时 印度独立风潮已经风起云涌，英方试图通过审判阿齐兹来向当地族民施压，但清醒后的阿苔拉小姐不顾英方的怂恿，最后在法庭上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觉，还以阿齐兹清白。
《印度之行》的揭露性与批判性超越了福斯特以往对一般中产阶级所持的暧昧态度，作者通过阿苔拉小姐反映了对殖民统治的反感与对受压迫民族的同情，她最后为阿齐兹的清白辩护标志着与自己出身阶级的决裂。有趣的是，D. H. 劳伦斯对《印度之行》爱不释手。当很多读者对阿苔拉小姐的岩洞幻觉大惑不解时，劳伦斯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指出那是因为阿苔拉小姐对棕色皮肤的阿齐兹情有独钟，压抑的环境使她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性幻想变相地表达了出来。而阿苔拉小姐的这种欲望正是福斯特钟情深色皮肤的印度男子的间接写照。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受欢迎和流传最广的作品。当有人问及福斯特在此之后为什么没有其它的小说发表时，作者回答说他不可能再创作自己没有真实感受的作品。早在 1914 年写完《莫利斯》时福斯特自己就坦言“厌倦了被允许触及的局限于男欢女爱的主题”。后来他说“我想写人们能读的小说，但我对平常人（指异性恋者）的兴趣已经殚尽了”。作者死后发表的同性恋短篇小说集《生命来临》中则反映了他对“非平常人”的兴趣。
三十年代后福斯特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尤其对民权和自由特别关心。1928 年官方禁止发行雷德克利夫 〃霍尔（Radclyffe Hall）的女同性恋小说《孤独之井》（The Well ofLoneliness ）时，福斯特与女同性恋作家弗吉尼亚 〃沃尔夫 （VirginiaWolf ）带头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在法庭上为霍尔声言。针对纳粹在欧洲大陆的猖獗，福斯特出任了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呼吁大众不要盲目跟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要用清醒的头脑对待法西斯的扩张，不要轻信希特勒的诺言，不能为自身的和平而冷眼旁观其他民族受欺凌。1938 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大不列颠举国陶醉于和平的幻觉中，这时福斯特写下了《我的信念》（What I Believe ），喊出了 “如果我要在背叛国家与背叛朋友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话，我希望自己有胆量背叛这样的国家” ，充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胆识。二战爆发后，福斯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 ）上坚定地宣传人道与正义，对法西斯和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提醒人们要以防英国自身也可能成为独裁的政权。福斯特这时期的言论后来收录于《为民主的两个乾杯》（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中。
1930 年福斯特结识了二十八岁的警察罗伯特 〃巴金汉，两人 的情谊维持了四十年之久。1932 年福斯特写道： 快乐。
我的快乐已经持续了两年。
这种快乐还没有结束，但我要把它在被痛苦毁灭之前记录下来。
快乐可以来源于人的本性，而不必象宗教人士所说的只能通过奇迹来获得。51 岁至53 岁的两年间，我是如此地快乐。我想提醒世人，他们的快乐也会到来。这就是唯一值得转告的信息。
罗伯特结婚后，他的妻子逐渐接纳了福斯特为家庭的一员。罗伯特的子女后来也把福斯特当爷爷看待。罗伯特的儿子和孙子都取名为摩根，他的家也成为福斯特朋友们聚会的场所。1970 年 7 月 7日，福斯特在罗伯特的家中去世。
福斯特文学作品与他倡导的人文主义与人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同性恋作家依舍伍德（Isherwood）所言：“虽然他也有担心和害怕的时刻，而且从来没有对此加以掩饰，但他确实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活。福斯特的为人和他的作品是在希特勒的炮弹轰炸下唯一值得抢救的……”
注：①八十年代初期曾经导演《孤星血泪》、《桂河桥》、《阿拉伯的劳伦斯》与《日瓦戈医生》等佳片的大卫 ·里恩（David Lean）将《印度之行》成功地搬上了银幕，为他的艺术生涯划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该片不久在中国上映。此后同性恋艺术伴侣默谦德和艾佛瑞（Merchant/Ivory）的电影公司出品的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在国内上映，使福斯特被更多的中国大众了解。
②当默谦德－艾佛瑞电影公司将《莫利斯》搬上银幕时，这一情被节被改为克莱夫的剑桥同窗瑞斯利爵士因同性恋东窗事发被判刑，前程尽毁。克莱夫为防重蹈覆辙，提出与莫利斯分手，并为保持 “体面”与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结婚，过上了 “体面”但毫无感情的夫妻 生活。
Edward Morgan Forster, Maurice,
1913年动笔
1914年完稿
献给更幸福的一年
全校——也就是说，三位教师和所有的学生每个学期出去散步一次。那通常是令人愉悦的郊游，每个人都企盼着，将分数抛在脑后，无拘无束。为了避免扰乱纪律，总在临放假之前组织，这个时候即便放纵一些也不碍事。与其说仍在学校，倒好像是在家里接受款待，因为校长夫人亚伯拉罕太太会偕同几位女友在喝茶的地方跟他们相聚，热情好客，像慈母一样。
亚伯拉罕先生是—位旧脑筋的私立预备学校校长。功课也罢，体育活动也罢，他一概不放在心上，只顾让学生吃好，防止他们品行不端。其他的就听任学生的父母去管了，从未顾及过家长多么信任他。校方和家长相互恭维着，那些身体健康、学业落后的学生们遂升入公学（译注：公学是英国独立的中等学校，由私人资助和管理，培养准备升入大学的学生。学生主要来自上等阶层和富裕的中等阶层家庭。），世道朝着他们那毫无防备的肉体猛击一拳。教学不力这一点，大有讨论的余地，从长远来看，亚伯拉罕先生的学生们并不怎么差劲儿。轮到他们做父亲后，有的还把儿子送到母校来。副教务主任里德是同一个类型的教师，只是更愚蠢一些。而教务主任杜希，却是本校的一副兴奋剂，使得全盘的教育方针不至于沉闷。那两个人不怎么喜欢他，但却知道他是不可或缺的。杜希先生是一位干练的教师，正统的教育家，既懂得人情世故，又有本事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他不善于跟家长周旋，也不适宜跟迟钝的学生打交道，却擅长教一年级。他把学生们培养成热爱读书的人，他的组织能力也不赖。亚伯拉罕先生表面上掌权，并做出一副偏爱里德先生的样子，骨子里却任凭杜希先生处理一切，到头来还让他做了共同经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