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不饿，但还是坐在厨房里慢慢把馄饨吃完，吃了很久，夜都深了，剩下的馄饨都粘在一起。于是我又站起来，把碗筷全都洗干净，再把桌子也擦拭了一遍。我很久没有照顾过谁。在北京那段长长的时间里，家里总是只有我自己而已，赶上美术馆展会的话，就算凌晨回家也是常有的事，那会儿直接拿着外卖的食物爬上床，吃完以后立刻昏睡过去，隔了几日，床边就都是各种食物包装袋和落下来的头发。对待自己尚且是潦草的，更不用说照顾其他人了。
最后收拾完啤酒罐头，我困极了，她没有要醒过来的样子，于是我洗了澡睡在她旁边。她的头发刚刚烫过，发梢有股被药水烧焦的气味。黑暗中她的呼吸非常匀称、宁静，全然没有清醒时的焦虑与不安，像是此刻身体里面的那个她已经被困在了其他什么地方，隔着很远很远。
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侧耳聆听了一会儿，外面的雨停了，但天还是阴沉着，像是白天始终没有来过似的。我拿起手机来看，除了房屋中介给我发过两条消息外，就是大奇和胖子的未接来电。微微依然睡着，听到我这边的动静，她朝我翻了个身转过来，睁开眼睛，露出一些抱歉的笑意，然后又闭上了，像是有沉重的东西压在她的眼皮上，我想她也是在挣扎，但是毫无办法。
“好困。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睡醒。”她试图解释。
“没关系。”我安慰她。
“不管怎么说，有你在这儿就好多了。”她说。
“你怎么了？”我问她，她有些抗拒似的把脸转过去，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并不催她，只觉得我说出去的话要传到她那儿仿佛要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翻山越岭的，再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她已经又进入了梦境。
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起床，开始用她的电脑修改我的个人简历，同时继续不着边际地翻阅各种招聘网站上的信息，一页又一页，无穷无尽的。其实在北京美术馆的那份工作也还根本没有来得及辞掉，几乎算是不告而别。最后一天在美术馆工作，我在那儿待到深夜，同事们都走光了，我从静悄悄的大厅穿出来，那儿正在办一个画展，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画家。白天我已经反复地看过每幅画，可是在黑暗里它们又完全变了样，那么安静，像要与我说说梦话，不得不屏气凝神起来。美术馆的旁边有一段铁轨，长久以来我都以为那是废弃了的。可是这天我穿过空无一人的广场，却看到树丛后面的铁轨上，有一节货运火车正在经过。它缓慢的速度叫人无法把它与“火车”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而且静默得几乎听不到声音，只在前方打出两束黯淡的灯光。我怔怔站着，觉得自己被什么深远的梦境所牵引，几乎迈不出步子去。
这么想着，我转过头去看看微微，她轻轻皱着眉头，侧身摊开手脚，像是在梦里也要疾行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梦境困住了她，她想要甩开的又是什么？
这时我的手机又兀自振动起来，是胖子打来的电话，我轻声接起来。胖子在电话那头大呼小叫着说：“老子被保罗的妹妹耍了。”
“怎么了？”
“酒店的人说她退房了，回国去了。”他继续说着。
“保罗先生的事情都办完了？”
“根本没有。她就是半途失踪了，想做甩手掌柜。”他说。
“我不明白，她就这样走了？”
“走了，连个屁都没放，这么个烂摊子算是留给我了。”胖子换了口气说，“我一时之间都缓不过神来，这算怎么回事，你说说，女人的心思谁猜得到。”
他这会儿真算得上是气急败坏，我几乎都插不上话，只听着他连声抱怨。等他好不容易停下来，我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我们在电话里沉默了一小会儿，我听得到他在那儿不耐烦地玩着打火机，喀嗒、喀嗒。
“她或许是太伤心了。”我小声说。
“放屁。这个世界对谁还不都是一样的，谁比谁更脆弱，都是放屁。”他这么吼完了反倒像是泄了气，变成了更伤心的那一个。
“有什么能帮你的么？”
“也没什么，如果有空就常来咖啡馆坐坐吧，好时日不会长久了。”他说完就挂了。我转过头去看看微微，她被我们说话的声音吵醒，正坐在床边望着我。于是我把刚刚电话里的内容转述给她，她像是认真在听，但也没有什么表情，不置可否，又与她全然没有关系的样子。只是拿出消炎药膏来涂抹肩膀处正在渐渐愈合的伤口。
我不知道她有多久没有吃过东西，看看冰箱里剩下的只有些番茄、土豆和鸡蛋，便想着帮她煮碗面条。正是在四合院里吃过的那种番茄打卤面，外面变得非常冷，我们穿着薄寥寥的衣服，几乎都不愿意开窗，我不由得想，大概热腾腾的面条会让她觉得开心些。我蹲在地上剥蒜头，她站在旁边抽烟，看着我，偶尔说两句话。我把番茄与蒜头都炖得更酥烂些，多加了勺糖和麻油。其实这是我之后在北京常常做的，虽然再没有做出那日深夜在四合院里的味道，却也是每每饿极时，最想用来抚慰胃口的食物。趁我盛面条的时候，微微收拾好桌子，摆出两碗筷子。
“我不饿，专门为你煮的。”我说。
“陪我吃一会儿吧。”她说着，拉了把椅子过来让我坐下。
她吃得很慢，专心致志的样子，不时停下来一会儿，把窗户开了一条小缝，让外面秋天的风吹进来些。有时候把碗往我这儿推一推，问我要不要喝一口汤。我说不要，只是喝着她杯子里的啤酒。两个人在家里吃饭真好，我心想，就像这样不说话也是好的，如果有几颗炸过的花生米，或者是一碟发芽豆的话就会更好些。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她说。
“怎么？”
“梦里有奇怪的力量，把我往阳台下面推。那些在咖啡馆认识的人都坐在阳台上，胖子、老虎、小杰、你。你们都在那儿谈笑风生，看起来那么愉快，招呼我过去与你们一起喝酒。可是我知道那不是你们，我努力挣扎，我心里明明白白那儿坐着的不是你们。所以我害怕了，我不知道那股力量要把我推往哪里，于是我开始骂人，骂操你妈的。醒过来，再也不敢睡去。”她说着又点了根烟。
“你抽得太多了。”我说。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她把吃剩下的面推到一边，把脚搁到桌上，她还是光脚穿着拖鞋，像是外面四季更迭与她全然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有话想要问我，其实上次见你的时候就想跟你聊聊，却又觉得说来话长，完全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嗯，我听着。”
“我有抑郁症。其实那会儿去北京找你时已经在吃药了，所以这些年间就是一会儿吃药，一会儿停下来。吃药的时候变得稍微好些，但是长期的药物让我心里充满另一种自我厌恶。而停一段时间又总会反复，有时候是连续几天起不了床，有时候走在路上会突然头晕恶心。刚开始那会儿还正在与老虎闹分手呢，不免觉得就连活着也变成了非常辛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