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此刻坐着，臃肿的身体填满座位间所有的缝隙。其实与其说很难想像她与保罗先生竟然是亲兄妹，不如说很难想像保罗先生竟然有家人。他完全像是从电影或者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来龙去脉，好像这样才是对的。现在我们却不由从他妹妹身上捕捉着他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蛛丝马迹。
“他已经有五年没有与我们联系了，我们一直以为他还在印度，他动完心脏手术以后就去了印度，说是在那儿能找到好的治疗办法。他说的治疗办法不是指身体上的，而是指心理。”她重重的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好像她的心脏也正在疼痛似的，“我们也想过要去找他，去年我们的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但他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法。这就是他的方式，他从小就讨厌亲密关系。”
“他只在印度待了五个星期。但我想他在这儿找到了治疗方法，至少他正在那个治愈的过程中。”大奇说着，看了我一眼。
“我们家里人向来不理解他，他是个……艺术家。”她犹豫了一会儿说，想要挑选一个更好的词语来描述。
“呵，可不是么！”胖子呵呵大笑着附和，转而又无奈地说了句，“操。”
“你们或许可以跟我说说他这些年的生活。你们就像是他最好的朋友。”她说。我们都有些面面相觑，甚至感到些许的羞愧和尴尬。我们没有能够成为他最好的朋友，真可惜，或许连朋友都称不上。可是谁会在乎呢，活着的人也只是想要得到一些无可名状的安慰而已。
“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出自名画家之手，是他当时倾家荡产买来的。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对着那幅画沉思，我这样的粗人是不理解的，但谁都有自己治愈心病的方法不是么。”胖子用磕磕绊绊的英文为难地说着。说完以后一扭屁股从架子上拿下那瓶专门被保罗先生留着的茴香酒，又从冰箱里取出一桶冰块。
“这是他在这儿最爱的酒，反正还剩小半截，大家分了吧。”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上一些，冰块碰到酒精时裂开的声音真是久违。
“他写过很多诗。”大奇说。
“是啊。他很爱写诗，在他去参军前，他在大学里念到文学硕士。”他妹妹轻描淡写地带过一句，她大概以为我们真的对他也是那么了解。我们又互相望了一眼，几乎要就此沉默下来。然后大奇接上话题，继续说起他在杂志上发表过的那些评论文章。
趁他说话的间歇，我点了根烟，走神地望向窗外。外面几近漆黑，只有两盏路灯闪着微弱的光芒。我才意识到今天对面电影院的霓虹灯没有亮。然后我发现并不是灯没有亮，而是被整个拆掉了，连带着那块挂在那儿不知道多少年的招牌也被一并拆去，空剩下两面墙上过期的电影海报。售票窗口外面堆着些碎砖石块，里面黑洞洞的什么都没有。
“昨天拆掉了，听说要开个夜总会。”胖子凑过来小声说，耸耸肩。
“哦。哦。”我有些回不过神来。过去每当咖啡馆的厕所被客人占着的时候，我们就跑去电影院里，那儿冷气十足，还能听到空荡荡的放映大厅里传来的念白或者音乐声。后来就算厕所空着，微微也喜欢跑去那里，她从咖啡馆一路小跑地穿过马路，有时候还问售票处的小妞兑换点零钱。她在里面待很长时间，若是我们这儿生意清淡，她就干脆看上小半场电影，然后才流连忘返地出来，站在马路对面抽根烟。我仿佛还能想像她的模样，她踩着凉鞋，对着咖啡馆落地玻璃窗的倒影拉扯一下自己的衣服，再把头发揉揉乱。好像从来不知道我们就在这儿，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她。
等我再次被拉回到他们对话中去的时候，保罗先生的妹妹正用热切的眼神望着我。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编不出完整的句子来形容不存在的友情。
“我记得他有过一个女朋友。”我这么说，然后求助般地看看大奇与胖子。他们鼓励地看着我，大概觉得这倒像是个好故事的开场。可能他们不记得了，或者他们从来不曾注意到。
那也是很多年前，我尚在咖啡馆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日子保罗先生突然消失了几天，直到有一天晚上，外面下很大的雨，我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那天的生意格外好，电影院散场以后这场突如其来的雨把很多人滞留在咖啡馆。这儿人声鼎沸，好像这片刻等待的时光是恩赐的，人们大声聊天，喝啤酒，嚼刚刚炸出来的薯条，喇叭里播放着明亮的雷鬼音乐。然后电影院的霓虹灯暗下来，我看到最后走出来的人竟然是保罗先生，他的身边有一个女人。我隔着玻璃注视着他们，保罗先生撑开一把雨伞，他们俩靠得很近，他搂着她的肩膀。然后他们在咖啡馆门口停了一会儿，向里张望着，保罗先生对她说着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被里面的热闹吓坏了，终究没有进来。
而我瞥了一眼伞底下的那个女人，她穿着双闪闪发光的高跟凉鞋，皮肤黝黑，有只肥硕的屁股，眼神飘忽不定，头发油腻地披在肩膀上，像是那种在洗头店里常常能遇见的。总之一无是处，完全只会是保罗先生日后给别人留下的一个笑柄。而如果这个女人在当时就知道身边这位美国人日后会因为贫穷而死，她一定当场就会抛弃他。只有他会把这样一个女人搂在身边，毫无审美，却满怀柔情。
“她是怎么样的？”保罗先生的妹妹问，她身体向前倾了倾。我才注意到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此刻看起来饱含着温柔与悲伤。
“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我低声说。她以及他们显然都还在等着我把故事说下去，可是没有了，我没有要说的故事。我们尴尬地沉默着，我只能低头不再看他们，一口把杯子里味道浓烈的茴香酒喝完。
“你为什么叫他保罗先生？”她问。
“可能就是些同事间的玩笑吧。”我说。只有我跟微微两个人是这样叫他的，我们常常给客人们起些类似的绰号，像是香蕉奶昔先生，酸黄瓜先生，以此区分他们对于食物的喜好。保罗先生其实没有什么喜好，他对食物说不上有多大的兴趣，他对整个外部世界其实都没有兴趣。所以现在他死了，我们谁都不感到惊奇。
接着他们不得不又聊了些有的没的，好让这个夜晚不要结束得那么突兀。有时候大奇望着我，有时候他又扭头望着窗外，而窗外只是无法逆转的时间。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竟然完全没有客人，像是一切都要结束了。
我们再次陪着胖子打烊，他要带着保罗先生的妹妹去他的家里收拾些遗物。我们站在电影院的残骸前告别，路灯的光晕打在胖子脸上，映出两个深深的黑眼圈。他已经走出几步去，又拍拍脑袋想起什么似的朝我径直走来，从口袋里掏出张小纸条来塞到我鼻子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