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921)+番外

这就出事儿了。

像卫希颜这种不做学问的都知道，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且很多新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代，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孔孟等先秦圣贤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不说现代，就是放在宋朝来看，有很多都已经过时了。

便如名可秀批评王莽说的，西汉的情况已经不是西周时代了，还要拿西周的井田制来用，怎么行得通呢？

名可秀认为，二程洛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圣贤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然后照搬。

这怎么行得通呢？

而二程的世界观，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源自于陈抟的《无极图》——从这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程学主张的源头。

然而“太极”玄之又玄，不是普通人能够认知的。否则，修“太极”大道的人那么多，但真正破碎虚空的有几个？世间的人们甚至认为破碎虚空是虚妄。正因为“太极”大道是“神”道，你悟透了，那就脱离“人”的桎梏了。就比如讲，人们如果真的理解了“太极”大道，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还会这么肤浅吗？——人就是“太极”“阴阳”的产物呀。

所以，二程将“理”着落在“太极”这个“高大上”的世界观上，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修行方法。因此，二程的洛学其实杂糅了佛、道二教的实用主义。

这就糟糕了。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作为宗教，可以在修身养性上应用，养善修德是很好的，但不可用来治国。因为治国的思想必须是积极的，开放的，而作为宗教的佛道二教的思想中必须带有出世或离世的消极主义，以及“本教之外非教”的封闭主义。二程的洛学沾染上这两种，最终会变成一种禁锢之学。学到最后，儒生们就只追求从读书中悟道理，从儒经中去“格”出治国的道理——这怎么可能呢？

稻谷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农具、水车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修建水利沟渠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造枪造炮吗？

为什么名可秀更加推崇王安石的新学？——当然新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讲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就意味着要着眼于当下，切合实际。

政治家治国，必须着眼于实际。百姓日用，也必须着眼于实际。都不能“不易者为用”。不随着时代变化，那就只有被时代大浪淘汰，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名可秀说，二程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错解了《中庸》，“不易者为庸”。这就错到根子上了。比二苏都不如了，苏轼、苏辙反对变法是因为“激进害民”，而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这方面讲，蜀学其实也是经世致用。如谯定的谯氏蜀学，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虽然谯定曾经就易学求教于贬官到蜀地的程颐，但二人从易经中“格”出的“宇宙观”——准确地说是世界观，却是不同的。

因此，名可秀曾对苏澹、谯定等大儒们切磋时论道，后世儒家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孔子的儒学中，体悟真正的“世界观”，然后在正确的世界观上，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只有世界观对了，方法论才会对。就算出现错误，也好比是往正确方向走的道路选择不同，是选的直路还是弯路？但无论哪种，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名可秀在稷下论讲时，正式将“世界观”从儒家说的“宇宙观”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道”的高远的不同。对于修身养性来说，心有多远，宇宙就可以无穷大，所以可以用、也应该用“宇宙观”。但用于治国平天下，更需要确立的是：着眼于“现实”的“世界观”。

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读儒家经籍空想。

只读儒家经籍观想，也无法让国家强大，无法让百姓日用富足。

世间能以观想悟道的圣人，只有那么一两个，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作者有话要说：以前以为中庸是难得糊涂。明白了中庸，才知道要做到中庸可真难。后世能做到中庸的估计只有一个周。

☆、稷下论学（十）

二程的洛学想将人人都养成圣人,从道德教化来讲,这个目标定得没错。

但是，没有考虑到人性。

名可秀认为，必须将人性与天性分开，人性是人性，天性是天性。

《中庸》的第一句话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人性的来源，自然的禀赋,这个就是“性”。

这个“性”就是天性。

人的天性是纯净的，就如一张白纸，可以说是至真,因为没有虚假；可以说是至善,因为没有邪恶；可以说是至美，因为没有不美。

所以，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干净的。

名可秀认同孔子的看法。

那么人性呢？

孔子之后的儒家在“人性”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孟子派，认为：人性本来是至善的，不坏的；坏是后天搞坏的。另一派则是荀子派，认为人性是恶的。

二程是性善派，从性善派的这个思想来看《中庸》：“天命之谓性”，这个性是本来干净的、纯洁的、善良的、无私的，总而言之，至真、至善、至美。这种解释不算错，但是，错在将这个“天性”等同于“人性”。

于是，孟子等儒家讲天人合一，其中之一就是将天性和人性等同，认为：人性后来出现恶，就是脱离了天性，所以要修道德，就是要回归天性，故谓“天人合一”。

在这一点上，名可秀可以说与孟子性善派的儒家——包括二程在内——就有了分歧。

她论讲时道：人的天性是干净的，因为干净，所以婴儿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以是纯真的善良，也可以是纯真的残忍。就如天道，视万物都如刍狗：可以说它是至仁——对万物一视同仁；也可以说它是至不仁——视人如刍狗。

所以，人的自然禀性如天道，故曰“天性”。

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必要具有人性。

而人性，天然的带了自私的一面。因为是人性，对草木动物就不可能如人一样。比如为了保护树木的生命，而不允许穷苦百姓伐木为薪，这可以叫作有天性，但是不讲人性了。

儒家如果不承认人性的私，硬要将人性还原成天性，那么天性之下，万物皆同，人类你不能去杀猛兽啊，那与天性相悖啊，恐怕人类没法生存了。人人都飞升成为天道吗？或者大家都成为割肉饲鹰的佛祖？

学子们都笑起来。

“让人们都回到这样的天性，可能吗？”名可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