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911)+番外

国子祭酒胡宪支持堂兄胡宏的论点，说道：“人主之心术，乃纲纪之所系。人主心术正，则天下万事无不正。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反之，假仁义以济私欲，即是霸道。”

胡宪强调帝王的道德，帝王心术正，则朝廷纲纪可立。帝王心术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颁布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于维护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于仁爱百姓，故施政虽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为心的王道。

胡宏、胡宪都是在强调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发点，是真的出于对百姓的慈悯心，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包括对外兴兵，是真的出于对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怜悯，还是为了国家的土地扩张和更多的资源占有？如果是后者就很可怕，那会导致整个国家向着利益扩张的霸权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沦丧必会导致民众向利益看齐的道德沦丧——所谓上行下效也。

“善。”名可秀忽然开口道。

她的声音清越，如三月飞溅落石的寒泉，仅一字却格外的醒耳。

胡宪没想到名可秀会赞同他，惊愕下不由侧头望去。

胡宏、李侗、王去非、晃公武、吕广问等责斥对外战争的南北学者也都讶然望去。

台上霎然间静了一下。

暖阁内，赵昚瞥见卫希颜微微一笑，恰如天光云影入寒潭，漾开一池清冷。

便听名可秀清越如寒泉击石的声音道：“故言，为帝者不容易。”

这一句立时让赵昚凝神了。

“言帝者，必言帝王心术。心者为仁，术者为权谋。只有心没有术，则不可为明君，一则无辨人之明，则奸佞得志，二则无辩事之明，则朝令夕改，仁政不得延续。只有术没有心，则不可为仁君，无道德自律，则成昏君、暴君。要想成为仁德又贤明的帝王，心、术必得兼具，王霸必得杂用，二者不可或缺。”

名可秀道：“仁宗皇帝，有心而乏术，是以无用人之明，致伐夏之败，是以政令不得继，庆历新政失败。道宗皇帝，有术而无心，可力掌朝纲，却为私欲而用，于百姓无慈悯之心，故起宋江、方腊之乱。”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宪等人所论的王道“唯以心”论，也肯定了朱跸、金安节等人主张的王霸杂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态度。

吕祖谦低赞一声：“名山长果然公正啊。”并不因为卫国师是其爱侣就偏帮于她。

这时台上的稷下先生们都在无声中达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没有人在名可秀语气微顿的时候去抢辩——无论赞同还是反驳。这与卫希颜很有关系，毕竟学者们主要挞伐的就是她，反对和支持的学者都想听一听名可秀怎么辩议。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诸学之首的《易》为引，说道：“道，道义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体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国防军事、用之于物的科学与技，均为‘形而下者’之器。”

她论道：“治国治天下，无外分此二种。以器为治，则是政法之制。以道为治，则是道德为治。”

卫希颜心里比较，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政治都偏于“器”──政法强制，其一“宽松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紧张式”的，就是集权统治。而儒家为治时的中国则重于“道”──道德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稷下盛会（五）

“治国,当以道为首。”

“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名可秀阐论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颓也。”

她引用孟子的话说，只有心怀仁道的人才应该处在治国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追利从恶之欲传播给众人。于是，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国家不讲道义，官员不讲求诚信，君子冒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的，只是侥幸罢了，若不被外邦倾覆，就必定自我倾颓。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天理。

后一种，便正是卫希颜所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欲社会的天理。所以，现代社会一切向钱看，钱多就是力量，有钱人就有势力，有道德而无钱的遭人耻笑，见义勇为、不为利益的被人嗤为傻冒……这种事情卫希颜真是见的太多了。

名可秀论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统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欲之天理。”

故而，治理国家必须是以道义为首，来行使权力、制度、法律等，这样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为自律的社会，而不是成为以权钱物欲为衡量准则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