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782)+番外

而航海是商人和水手的事，但是商人和水手并不掌握绘制地图的地理测量技术和高深的地图绘制知识——这些掌握在易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手中，是上层知识。位于下层的航海者们只是按照海船所至，画出海上路线和两边的对照物，标出到达的地方之名，对于有可能发现的新大陆，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做标记，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引起误解，再传到后辈手中，可能就更是谬误了。

这直接导致了卫希颜在东南海商的航海图中，没有发现天涯阁收藏的《华夷图》这样的世界性地图。而且，她还受到了前世的传统观念影响，是哥伦布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所以她根本没往“宋人已经美洲”这方面想，当然也就没有想到要从易学家们那里去寻找世界地图。当然，这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差，对于真正的航海道路开辟，没有什么帮助，毕竟学者们绘制的地图不是海路图。

卫希颜从这些世界地图中得到的真正价值，是用它们指导兵部职方司完成了对《世界华夷图》的绘制。

卫希颜奏请朝廷同意简化版在书坊发行于众，标为《四海九洲简图》。

这幅《简图》与现代的世界地图当然是有差异的，比如都集中在一个平面图内，而不是两个半球图；比如仍然是以宋朝为地图中心，体现“中国”之意；比如一些地域和海域因为地图投影关系出现错误，等等。

但这幅《简图》的印行对宋人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

一是刷新了宋人的眼界，让大宋的百姓们知道何为“大天下”：原来是天下是这样的广阔！这种认知促使更多的人，比如学者、学子和文人们，都兴起了海外游历的兴致。当这些掌握上层知识的“士”积极加入海外旅行后，通过文人之笔的记载描述，促进了大宋对海外国家、民族、宗教、风物、风俗的了解，通过地理学子和地图爱好者的实地测量和测绘，促进了朝廷对海外地理的准确认识，同时促进了职方司对世界地图绘制的准确性。从长远看，更是促进了大宋的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发展；

二是给海商们发现新大陆指明了具体方向，不再是四面八方、无目的地航行，而是按照《简图》上的经纬方向，瞅准一个方位地去寻找，这就大大缩小了航海的搜索范围。

当东海海战结束，卫希颜返回颖昌后，就接到了名可秀的来信：阳洲发现了。

阳洲即《山海经》大九州中的“阳州”，在里面的记载中，为日出之地，东极之州。

也就是美洲。

卫希颜半眯着眼睛，愉悦地想道：“不知道四五百年后，哥伦布拿什么扬名。想必那时候，北极圈、南极洲都早已发现了吧。”

正文 378继位之选

宋代的原始（早期）工业经济——盗章节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

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原始(早期)工业化进程得以启动。

就欧洲而言，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

美国学者门德尔斯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

在他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为了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原始工业化进程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即乡村工业、外部市场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城市甚至通过商业资本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

其后不久，德国学者克里特等人进一步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问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构成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五个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要素就是“为市场而生产”。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对市场的强调，应该说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相一致的——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而在海内外市场不断扩大的历史环境中，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需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中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如炼铁、烧瓷)所激发的。史实表明，北宋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需炭”等词来专指煤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镖”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神宗元丰年间，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官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不受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