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360)+番外

消息一传出，士籍考生们多拍手称快，而矛头指向的商籍考生们就心头杂乱了，有胆大不信的，有惶惶不安的，有胆小的甚至禁不住掩面悲嚎……然而，在这一片纷乱中，那些豪商家选出的优秀子弟却显得格外冷静——他们在等待身后家族的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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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反击的是海商。

人称东南海商十豪家，即是指“李孙周贺程、罗郑张蒲刘”十大家族，这十姓几乎垄断了大宋海贸的半壁江山，与官方打交道是常事——这官场交往多有讲究，海商们为了谙熟官府的法令和文牍书写惯例、以及台下的潜规则，均花钱养有几个专门和官府打交道并备咨问的文士幕僚。

这时候尚无师爷的说法，多称为“幕友”——不仅豪商会请，就是有钱的官员通常也会养上一两个，尤其是那些出知地方的京官，身边若有一个熟稔地方政务的幕友，到了州县后就不虑会被胥吏欺哄。

这些充当幕友的文士多半是考进士科但落榜的举子，但这些落第的儒生未必就是无才。

需知宋代的科举取士名额虽然比唐代高出约十倍，每榜动辙就是三、四百人（冗官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即使是这样高的取士名额，和应试的举子数（贡士）来比，也约摸为十人中一、甚至十五取一，若将及第进士和参加州县解试的几十万考生相比，那取士率就更低了，约为七八百儒生中只录一个，可见贡举竞争之激烈。

是以，落第的举子中也有才华出众之人。

这些未中进士的儒生多数会回原籍重新攻读，以备下届科考，但也有些举子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提前谋出路，一些有才干的便会寻个东主，或教书或为幕僚，签上两三年契约，等赚足生活费和路费后来年再考。

落第举子中能被豪商雇请做幕友的，自然有些才干，若论才学名望自然比不上名满天下的龟山、豫章二先生，但与官吏们打交道练出的口上笔下手段却是杨、罗两位大儒难及。

他二人驳斥制举之弊的文章足有上万字，难保每字每句都周密严谨，即使严谨也能被这帮文牍老手“寻章摘句”地揪出些可生歧义的地方，抓住后便予以锋利回驳。

第一篇回击的文章很快从广州快递到《西湖时报》。那一日，京城的暴雨似乎在轰隆几声响后下得更猛，如一颗霹雳弹投入，炸翻了酒楼瓦肆一干人等。

文中以孔子的弟子“子贡”为例，道：“昔日孔圣未曾轻商，今有自谓儒学正宗者，却视商人为贱鄙，岂敢言孔门正宗乎？”

这位被拉出来作商人表率的子贡兄，那可是儒生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这位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名端木赐，擅长经商，孔子曾赞他“货殖屡中”；让商人与有荣焉的是，这位堪称经商奇才的子贡也极擅政事，曾经出任鲁、卫二国之相，孔子赞他为“瑚琏之器”。这瑚琏是殷商时期摆于宗庙的贵重祭器，常喻有立朝执政之才的人，孔子以此誉子贡，可见这端木赐的能耐。商人们自然要拿他来说事。

商籍考生看之称快。那一日，这些聚在临安茶坊酒肆的考生们连说话声都提了一个嗓门，中气十足。

其后，又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连续不断的回驳文章从临安、泉州、明州、扬州等海商密集的城市发出，竞相刊登于各大报纸，与杨时、罗从彦的观点针锋相对。

随后，内陆的豪商们也先后行动，又以蜀商的反应为烈。仁宗朝时就有授任成都府的官员奏报朝廷说：“蜀商多骄悍！”

蜀商发《巴蜀时论》上的回驳尖刻，《西湖时报》专门转了几篇，其中一篇道：“商人言利尚在明处，儒生言必称仁义，可知有多少蝇营狗苟在暗处？”

又有从东京迁到杭州的巨商翻出靖康祸难后的丑事，由幕友捉刀发在《西湖时报》上，“儒生皆道商人重利轻义，然国家颠覆之时，士大夫不闻死节，前有降虏为帝的张邦昌，后有朝官王及之私取宫器贩市、余大均诱取宫嫔为妾——如此士夫，重利乎？重义乎？”

孙俊明指使府中幕友毫不客气写道：“儒者未必尽义，商者未必皆利！”

类似这般精辟又尖刻的驳论难以枚举，众商家子弟读来不由大呼痛快，一扫几日前的惶惶颓丧，谈笑间扬眉吐气。

……

***

儒家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何曾遭受过这般针对儒者的攻击，更何况是来自于儒生们向来鄙薄的商人阶层？这般有组织、有规模的反击，不仅儒子考生们看呆了，就连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懵了一阵。

杨时等人愤怒了，历朝文人间虽有论战争斗，但辩来辩去争的都是儒学正统，脱不了一个“儒”字，今时却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驳斥，岂得罢手？

于是，这场看不见刀锋的儒商之战，迅速扩散蔓延开去，并形成以京城为核心，分两浙、湖湘、巴蜀、东南四大战区的“报端论战”，彼此间又相互声援影响，结成一片熊熊之势，几让人怀疑这暮春时节已入盛夏。

在名可秀有心引导下，这场论战渐渐从商人应诏的争论演变到 “义利之争”。从《西湖时报》到《湖湘时报》，从《广南时事》到《巴蜀时论》……文人的笔椽舌战充斥在报端，又喧议于肆坊，一时闹得轰轰烈烈。

等儒学大家们醒过味来，意识到偏离了批驳主题时，南廷制举已正式开考。

那是三月二十九日。

贡院冲突

制举开考，似乎一切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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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举按科目试，分举试（初试）、进试（复试）和殿试，均在京城举行。

如按贡举惯例，初试为州试，应在地方州府举行，州试后才是入京的复试，称为省试。从以前的制举来看，因应诏人数少，所以考生也多半不在地方考试，而是直接进京应考，在秘书阁阁试后即由皇帝殿试策问，流程相对简单。

但新制举实施后，由于应考人数激增过万，礼部便提出按贡举惯例办：先州试取解后再入京省试。

这个提议却被名可秀否决。

“新制举十五科目，涉及农、商、工、天文、地理等诸方面，州府可有合适考官？”

她话中这“合适”二字，大有文章。

制举改革后“杂学”科目居多，熟悉贡举的州官未必通晓这些科目，或者不屑于通晓，在评选时就难免指鹿为马，或仅凭印象取人，达不到选才目的。

这是名可秀一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她预料到制举诏令颁布后必会引起强烈争端，在这种情况下，若先由州府取解，无法避免地方官员不会歧视商、匠籍考生，并暗中做手脚进行排斥！

基干这些考虑，她采用了首期武举的做法，将考生集中在京城考试。

其中，正副主考官由朝廷指定，主司为宰相丁起，副司为礼部侍郎周紫芝、御史中丞赵鼎、吏部侍郎叶梦得；除了正副主司外，根据科目不同又设执行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