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359)+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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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人才尽入我朝呀！”
礼部侍郎周紫芝对此极为自得。
但这般盛况，却引发了儒林更深的忧虑和更强的反对声浪。
给事中胡安国再度上表，道：“朝廷取士，士农工商杂糅，将恐道德治下，君子之政远矣！”
范冲、朱震联袂频繁入宫进谏，以致赵构一听得内侍通传“范、朱二人觐见”，就有些头痛想躲开。
三月十五、十六，杨时、罗从彦先后在《福建日报》发表文章，指责朝廷滥开杂学、允商籍技户同列科考，对官场的贪腐积弊如火上浇油，更将积重难返，云云……
这是儒学大家首次通过报纸公开反对朝廷的制举改革。这可私底下的信件劝谏和朝堂上的争议不同，影响面更广更巨。
十五日夜，宋之意急急入枫阁，名可秀却笑道：“杨龟山和罗豫章的文章，各州都要转载。这火，烧得越旺越好！”
宋之意皱眉，“宗主，这两位对儒林的影响非同小可……属下担心，广为传扬开去，恐会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对风浪。”
“风浪再大，也掀不翻大船。”
名可秀淡淡一笑，“你道那些豪商们是吃素的么？尤其是海商，个个都是风里来浪里去跟天争出来的胆子！老天爷既然落下一张大饼，这些人岂能甘心被人夺走？”
“咱们坐着看戏便是！”
作者有话要说：
因科举的改革涉及到思想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和官吏体系的变革，所以青西着墨的相对多一些，不敢几笔带过。
备注说明：
1、一赐乐业人：即流入东方的犹太人。
关于犹太人何时到中国，历史学家考证后有四种说法：一种是周朝来华说，一种说法是汉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唐朝入中国，一种说法是宋朝入中国。但不管哪种说法，宋朝时已有了犹太人，被称为一赐乐业人。
关于犹太人的叫法，是6世纪才有。至于在中国传开，大概是17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华后带来的。
2、关于宋朝的奴婢：
宋朝律令不允许蓄奴。平民因不得已卖身为奴的，最多满十年，主人家必须回复其平民身份。没有一朝为奴，终身为奴的说法——话说比明清的奴隶可是幸福多了。
至于将平民掳去贩卖为奴隶的，从法律上来讲，那是违法的行为。
因为奴婢少，所以宋人多是雇佣仆役，这和奴婢是不同的，有着自由民的身份。
宋朝也很少有官奴，因对士大夫很少实行抄家，所以没有家眷充为官奴或官妓的做法，到得南宋时，基本上已没了官奴。所谓官妓，并不是官员充为妓的家眷，而是不纳税的妓即为官妓。
笔椽论战
三月下旬之后，京城临安接连下了四、五日的暴雨。
雨水将城外西湖的湖水都冲高了一层儿，但并未引起水害。
神宗熙宁年间，那位因反对新法被贬杭州的苏东坡，曾雇二十万人力疏浚西湖和城内外各条河渠，历时半年成，在三十年后依然遗泽杭人。
到徽宗宣和年间时，丁起出知杭州，依靠名花流的财力暗中支持，将西湖和城内外的河道又重新疏浚贯通一番，不惧洪雨。
靖康元年末，北方因金兵入侵的战乱，大量流民南下涌入杭州，丁起按名可秀的授意以工代赈，雇流民将杭城内的各条街巷均以青砖铺彻地面，两侧并留排水沟，使雨水各入河道。
经过这番前后的河道疏浚以及城道规划修整后，杭城不惧雨天，城内非但不会因雨水而泥泞不堪，反而大雨将青砖街巷冲洗得一片干净，爽心悦目。
丁起这道善政破天荒赢得了杭城官员士绅和贩夫小民各个阶层的一致赞好，其中商人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们获益更是良多，杭商们为此还赠了块“德泽武林”的金字牌匾一路鼓乐吹打着送到州府衙门。
是以，这座旧称武林的临安京城因丁相公昔日的这份德政，虽然暴雨一连下了四、五天，但市面繁华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虽说街市上的人流因暴雨不现熙熙攘攘，但酒肆茶坊和瓦子勾栏等地却是热闹得紧。
再过十天就是大考之日，这阵子报纸上为科考争得厉害，赴京的考生们难免心头惴惴。谁都在房里坐不住，有钱的雇马车，没钱的坐牛车，都扯着身子往人多的地儿凑堆，议论揣测报上的那些争论会不会影响朝廷先前颁布的制举诏令？
这股异常鼎盛的人气直接催动了京城各处酒肆茶坊的兴旺，从这些考生扎堆聚议的地儿不同又可观出考生们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
譬如，那些文人士子且手头比较宽裕的多半都聚在临安最风雅的清风楼；而那些豪商子弟们，则多是去往在杭城重建的原京师第一酒家丰乐楼（樊楼），或是去熙春楼、三元楼这些用全套金银酒具的富贵酒楼；那些聚在和乐楼、和丰楼这些官营酒楼的考生就多少都有点官仕背景了。
至于那些手头比较拮据的考生也有去处，如各里街的小茶坊或酒肆，四五人一桌，花上十几二十文铜钱，点上两暖釜茶就能坐论一个上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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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初起的那日，是三月十七，杨时和罗从彦抨击制举之弊的文章被转载到《西湖时报》，老天爷仿佛有应和般，天空中咵啦十数声雷鸣后暴雨就倾盆而下。
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再度体现了它作为传媒的强大力量。随着各州的相继转载，这场涉及制举的争论迅速扩散开去，以福建路和两浙为中心，南至广南、西去巴蜀，几乎席卷了所有繁华城邑，就连草市镇的铺贩们都知道了有两位学问极其厉害的大夫子反对朝廷的新科举。
正如宋之意所担忧般，杨龟山和罗豫章在儒林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文章甫一传开，便引来各地儒生的声援和朝廷官员们和支持。
首先声援附议的是杨、罗二人的学生，其中以李侗、朱松最有名望，紧跟着在广东和福建的州报上发文，锐言广开制举的时弊。
其后，以胡安国、范冲、朱震、汪藻等为首的名士官员联合京中各部十余官员具名上书。厚厚一沓的奏本摆在皇帝的御案上，让赵构看得一眼便头痛，但不阅又不行，阅罢又憋闷得紧。
像胡安国、范震、朱冲这三位臣子，都是赵构登基后诏入朝中的名望之士，言对奏事素来直言不讳、一针见血，这奏本的言论自然比较尖锐，让人看了不怎么舒坦。偏生赵构还不能疾言驳斥，以免损了他贤明君主的德望，只得提起御笔温言抚慰。
但这还不算完，没过两日，地方州府也来赶趟，接连上疏给皇帝，如广州知州陈邦光、泉州知州李光、秀州知州程俱等清望官员均奏道：“请陛下对商人应诏三思”云云。
……
那段时间，从各州递往京城的信件和奏表激增，连带着天下通的业务上涨了一成不止。
在朝野一浪比一浪高的反对声潮中，于是便有流言传到坊间，说“朝廷欲纳大儒之言、取消商人应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