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李治被长孙颖这么一提醒，却也是忽然意识到自己先前的想法太简单了。
这事情不做就罢了，要做的话，却不能做的如此敷衍。
这不仅仅是仪式程序的问题，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在。天家无小事，皇帝随意的一个动作，都会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
“忠儿的确是给我找了个好借口，”李治被长孙颖的行径稍微一点拨，便可以看到从中能有哪些获利。
首先尊重儒教，重视读书人，这是必然的了。除了可以借此刷天下书生们的好感度之外，他还可以借机搜罗人才。
李治是皇帝又不是天才，科举考试也只是国家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他不可能巨细无遗的观察，所以只能等着名单出来，看结果中有哪些人可以用。
但问题是，科举哪怕是考试，也是人来判卷子。只要有人在，个人感情因素就会在其中占很大的部分。这也是唐朝考生都喜欢四处投诗文，拜访宰相等高官的原因。在一个没有弥录滕封的年代，刷个脸熟对于考生有多重要？
所以，这样选出来的人，不是拜了某某为师，就是有着某种裙带关系，真正可用的很少。而李治不能挑战世俗规矩，于是也只能对此默认，放弃这一条途径。
但如果是殿试的话，他就可以把给予臣子们的权利收回。考生找官员拜谒，无非是因为这些人能决定他们中与不中，到底中第几名。如果自己取名次，那么官员没有了这份权利，谁还会没事干的抱他们大腿了？在考生们心目中，“恩师”的分量会不断下降，而皇帝的威信却会大大提高。
除却这些虚名意外，在实际方面，李治可以自己在着应试人员中挑选他需要的人才。诗文写的好不好一点儿都不重要，只要能做事，哪怕是末名也好。况且他还能大力拔擢寒门士子，让普通人看到希望，从而更多的人投身与读书做官的行列中来，帮他一起推翻士族。
“进士的名单虽然出来，但是却没有排名，”李治一边思索，一边问长孙颖，“让他们来也不好白来，你说不如让他们在殿上再试一场，然后以殿上的表现排定名次，如何？”
“啊，那他们不是就得称呼你为老师了？”长孙颖“惊讶”的脱口而出，然后等着李治惊讶的看着她是，忙掩口佯装不解的说道，“我听着他们常嚷嚷，称主考官是老师什么的。若陛下你亲自考校他们，给他们排定名次，那不也就是他们的老师了？”
“是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李治想着想着，脸上露出了笑容，“天子门生，我想读书人大约没有几个能够抗拒这样的诱惑吧……”
“的确。”长孙颖点点头，然后又是一笑，“陛下准备如何考这些人？”
“这，”李治很快就做了决定，“诗文都考过了，时策也做了，所以殿试的话，朕准备将收集下近来遇到的各种问题考察他们，让他们现场作文。”
“这个极好。”长孙颖点了点头，“诗文靠天赋，时策靠家世，唯有这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却是看众人的临堂反应了。”
唐朝的进士最重要的是考时策，固然看中个人能力，但是对于地方上来的，或者是小地主家庭的考生来说却极其不公平。这些人差不多就相当于后世教育欠发达的考生，能识字作文已是不易，但对于国家大事，在着一个没有新闻联播的年代，他们或许连如今朝廷跟着匈奴打还是跟突厥打都分不清，所以让他们讨论朝廷究竟是该打该和，显然是痴人说梦。这种时候，出身与高官世家，从小就听着父辈们讨论国策的孩子，显然更能回答这种问题。
所以，李治这回就打算全部不看这些，只瞧个人的反应和才干。
唐朝的统治，说白了一直都是世族政治，像是薛氏，萧氏等氏族能一连出现这种宰相的状况，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出现。所以哪怕有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皆入我毂中”的豪言，但在他的时代，科举起到的还是补充作用。
这并不是说科举制不好，或者说皇帝不重视，主要还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因。这个时代，印刷术还没有普及，书籍仍然是珍贵的物品，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广大百姓连着吃饭都艰难，哪里还谈得上求学，所以注定读书人的比例中，贵族们远远多于寒士。
这种情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逐渐变化，当着社会能够提供足够多的教育资源时，世族们的文化垄断也会彻底的动摇。所以，哪怕后来的人一直说科举制是毒瘤，但长孙颖也要客观的说一句，哪怕是僵化的晋升通道，也好过完全没有通道。
现在李治不管多重视科举，这两年中能起到的作用都有限，因此长孙颖之前一直没有拿各种先进的对策来。但是现在不一样，李忠需要刷好感度，所以哪怕这些东西只能称之为理念，对现实帮助并不大，但只要李治喜欢，长孙颖都会让李忠源源不断的放出来。
毕竟，李忠想要成为太子，不仅仅需要在李治这里刷好感度，还需要在读书人中刷好感度。而长孙颖知道的所有方法中，也没有比这个更快更好的方法了。
“既然陛下都如此准备，不如再多找点人吧？”长孙颖想了想，又“傻乎乎”的出了个主意，“挑一百个人来殿上奏对，再让各部尚书堂官来问诘，定然很热闹。”
“这又不是耍百戏，哪里要那么多人。”李治觉得她前面傻的都挺有道理，在这点儿却是异想天开了。
“前面的人都是他们选的，谁晓得有落榜的人里有没有沧海遗珠。”长孙颖嘟囔着说道，“至于问诘，学问学问，本来就是有学有问的嘛，我听着稷下学宫当年便是这样，陛下效法先贤遗风，想必也是很不错的啊。”
长孙颖让李治将着罢黜学生拉来考试，可不是无的放矢的。殿试最早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只被用来收买人心，并未形成定制。可等到宋朝年前它再度被提起，而且成为定制，却是因为一桩科举案。
宋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仿知贡举，主持在东京贡院进行的全国会试。经过各场会试，共录取进士、各科及第者三十八人。其中有两人在召对时因“材质最陋，对问失次”而被黜落。在公布名单之后，落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控告李仿“用情取舍”，要求殿试，以求公道。宋太祖下诏从落第者中选出一百九十五人和已中的三十六人，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由宋太祖亲自主持，结果又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而原录取的人中又有十人落选。这就是说，在第一批挑选的三十八名进士中，竟然有十二名不合格，而落榜的一百九十五人中，竟然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这个错误率简直骇人听闻。
此次殿试放榜后，朝野大哗，李仿降职，而这次殿试不仅成为殿试的发端，也自此确立了科举制的三级考试制度。
几百年后的宋朝，负责考试的官员都能如此取士，那在这个仍然有世族占领主导地位的时代，长孙颖一点都不相信落榜的人都是由于水平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