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递一个申请书进去吧！"他建议。"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不宜结婚的，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桩事尽可以让组织上替我们决定。"她仍旧是那句话："考虑考虑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让步了，迟疑他说，"好吧！"于是他们递了申请书进去，得到了上级许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个勤务员牵着马去接她。
马蹄声在黄昏的寂静中听上去特别清脆。他站在庙门前的石阶上，等那蹄声去远了，方才进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的房门里射出来的一些灯光，隐约可以看见旁边一排神像的青脸红脸，与他们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纸被风吹得啪喇啪喇响着。他在黑暗中走过，进了东配殿，那是他的房间。今天房间里打扫了一下，东西也整理过了，灯光照着，仿佛空空洞洞的，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居留，但是年青的尼姑都逃跑了。剩下一个老尼姑，住在后进，正在那里作夜间的功课，"托托托托"敲着木鱼，均匀地一声一声敲着，永远继续不断，像古代更漏的水滴，为一个死去的世界记录时间。
王霖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那女孩子来，心里渐渐觉得恍惚起来，感到那魅艳气氛渐渐加深。那天晚上她来了，天一亮就走了，还是那接她来的勤务员送她回去，替她牵着马。此后他每星期接她来一次。她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里幽灵的情妇一样。
有时候他几乎是挣扎着，想打破那巫魔似的谜力。他宁愿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别人的妻子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觉得他们确实是夫妇。那是一召开干部会议，临时因为军事状况，改在他驻守的小镇上举行。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以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但是在这战区内残破的乡镇上，花也没有，鲜艳的纸带、戏剧性的灯光装置，统统没有。甚至于连张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
王霖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她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食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蹿得非常高，一调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王霖得意极了，就像是他们在家里请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绩圆满。事后他很和她谈讲那一天的经过，种种趣事与小小的不幸，回想起来都非常有兴味。最快乐的一刹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并不跟着走，却住在他这里过夜。她告诉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她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她谈话，和她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使人兴奋了，深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女教师告诉她：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她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明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沦陷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她们几个人一齐带走了。
"沙明"这名字是她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认为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个时髦的笔名。
她告诉他她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砍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地直灌进来，油灯简直没法点。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牛栏里暖和些，所以房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牛牵进来。每次一听见那牛哗哗地撤起尿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得有一个赶紧跳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牛肚子底下，然后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个人赶紧去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它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脚底下全汪着水。有牛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处。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子都钻在牛肚子下面挤紧了睡觉，像小牛一样。
她告诉他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资产阶级投身在革命的洪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他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
他怜悯她。但是口头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身体会好起来的。"
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门板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些伤兵。王霖很喜欢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近来这一带情形根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是"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纽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他说：
"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的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个小包。在这一刹那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
"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在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惫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哭。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多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他自已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她已经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捂着点。王霖弯下腰去，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