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
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
港》、《潜出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
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
《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
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
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
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
毁家纤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
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
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
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
“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
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
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
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
《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
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
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
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
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
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
《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
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
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
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
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
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
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
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
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
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
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
《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
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
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
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
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
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
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
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
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
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
我于惋借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
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
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
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
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如《怪现状》中的“九死
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
“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
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
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
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
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
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
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
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