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
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
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
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
（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
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
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
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
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
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
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
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
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
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
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
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
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
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
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
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
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
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
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
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
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
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
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
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
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
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秤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
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
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
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
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
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
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
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
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
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
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
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
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
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
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
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
“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宁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
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
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