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为李世民剧透玄武门[历史直播](123)
产业技术的飞跃当然是很珍稀，很罕有的幸运。但仅仅将技术归之于珍稀与罕有的天命，则无疑是对武帝最大的侮辱。运气或许是实力，但鉴别运气、把握运气需要更大、更坚决，更不可动摇的实力。
如果对武帝的水准与眼光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稍稍举一个案例。张骞出使西域十余年，曾在大夏见到了蜀地生产的邛竹杖、布匹，是从身毒千里贩运来的珍物；见多识广的博远侯立刻意识到，自蜀地出高原山岭，必然有一条直通身毒的隐秘商路，而以此转运汉地的货物，不但可以避开西域匈奴人的侵扰，还能掌握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回朝张骞上报了猜想，皇帝的反应是“欣然”，立刻任命张骞为发间门使者，四道并出，凿通蜀地商路，强力平定西南盘踞的诸夷，“夜郎自大”等逸事，正肇因于此。
当然，相较于武帝开拓西域的伟业，他在西南商道的经营实际上是不足挂齿的。《史记》、《汉书》中均只有寥寥数笔而已。但却正是这寥寥数笔的小事，反而愈发能凸显武帝那真正超乎于庸俗之上的雄才大略。
征匈奴与平西域固然是辉煌的功业，但也恰恰因为它无可质疑的战略地位，历来便被汉帝视为头等要事；所谓“复九世之仇”，自文、景以降，从来都是念兹在兹，秣马厉兵不敢稍忘；执行这伟大的战略固然艰难，但至少决策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历代皇帝已经反复思虑过了，继嗣之君只需萧规而曹随即可。
但开通西南商道就不同了。相较于征伐匈奴历时数帝的思虑，凿通蜀地的依据不过只是张骞的一句话而已！
张骞会不会在撒谎？张骞会不会忽视了关键的消息？开凿西南商道的收益能否弥补成本？
每一个问题都无法回答，但偏偏每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换言之，这是极端模糊、扭曲、充满了信息迷雾的领域，朝廷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拒绝决策，选择保守，将张骞的汇报一笔带过。但也唯有在这样模糊扭曲充满信息迷雾的领域，武皇帝那种敏锐到吓死人的眼光才超然脱乎群俗之上，真正展现出顶级政治家的能力。
仅凭一个使者在数千里外的异国他乡聆听到的只言片语，就果断做出国策级别的调整，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近乎于疯狂；但武帝偏偏就做了，不仅做了，还做得相当坚决，也相当成功——他耗费巨资开辟的商道，后世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曰“茶马古道”。自汉以降，西南商赋，蜀民生计，多半仰给于此；直至——直至百年以前，华夏最黑暗、最惨酷的年代里，在所有外援均被切断的时候，困守西南的中国人所唯一能仰赖的物资补充渠道，还是这条古道。
什么叫光耀百代的判断力？什么叫遗泽子孙两千年的决策？这就是。
当然，鉴于记载的简略，要从短短数句分析出武帝判断的依据，是不大可能了。但纵览史册，抚古追今，所唯一能形容皇帝的，恐怕也只有留侯张良的那句“殆天授之”了——真正是苍天所授，人力很难理解。
说白了，武帝当朝数十年，用人施政上的错误算是应有尽有，甚至翻过巫蛊之祸这样的大车，在政务的具体料理上未必能有那么突出；真正能令他高举于历史的顶点，乃至始皇帝与唐太宗亦有所不及的，恰恰是那种敏锐精准不可思议的战略判断——武皇帝在执行上或许翻过车，但至二十二岁掌权伊始，他就从没有在宏大的战略决策中犯过一丁点的失误，有过任何不该有的迟疑。
什么叫“宏大”？这所谓的“宏大”，影响的甚至不止都大汉一朝。以武皇帝的作风，他决策所遗留的恩泽动辄是千年起步，各种意义上的万世效法。譬如盐铁官营，譬如冶金技术，譬如丝绸之路，譬如西南的商道。如果展开历史稍稍阅览，那么除了各代沿袭不辍的秦制秦律以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与体系的变革，大多都发生在武帝的那数十年。
甚至——甚至到了现在，我们回望这一个世纪以来的商业贸易思路，也能发现某种惊人的即视感。
所以说，后人还真是没有创造力呢，对吧，武皇帝？】
皇帝相当矜持，而又谨慎的咳嗽了两声。
“……其实后人也还不错。”他很谦虚的说道：“朕看那个姓李的唐太宗，就很有创意么。朕听闻他施政的种种举措，也颇受启发，很有共鸣。”
正襟危坐的汲黯面无表情，只是平静的看着至尊的天子。
皇帝稍稍有了些不自在：
“汲公想说什么？”
中大夫深深叹了口气。
“我知道陛下想听什么。”他道：“但论阿谀奉承，臣确实不如公孙弘等。”
皇帝：…………
好吧，他刚刚暗戳戳引用一句唐太宗，的确是要以此比兴，旁敲侧击的炫示自己的灿烂功业，俗称凡尔赛；如若此时有明事理的大臣恰到好处捧上一句，那效果便愈发浑然天成，弄不好还能记入史书称作一代嘉话。但现在——现在让中大夫一句实话，彻底毁了个干净。
当然，要是真有史官在册，大概也能写个千古留名的典故出来，不过典故的蕴意就似乎不太符合皇帝的预期了……
天子的脸垮了下来。
汲公浑若不觉，淡淡的继续：“……不过，陛下远见卓识，圣明烛照，天下无可比拟。传闻说黄帝见一叶而知天下将秋，想来也只是如此了吧。”
皇帝不觉愕然：“汲公不是说不会阿谀谄媚的么？”
“这是臣的实话。”中大夫心平气和道：“此外，既而天幕有言，臣自然会赞同陛下开拓西南的举止。只是巴蜀多山地，还是要徐徐图之的好。”
【当然，要以武帝时的成果来苛责宋及以后，未免有点不近人情。毕竟制度有发展有成熟，接近成熟的制度已经相当于屎山代码，能跑就别乱动。
但成熟的制度恐怕不能做苟且的借口。毕竟，后一千年的历朝历代并非是改不动或不能改，而是在摇篮中当了太久的婴儿，沉溺于温柔乡太久太久，以至于已经忘了当初出发的勇气。
当然，凿空西南实在是迥非人力可及、堪称神来之笔的决策，后来人难以复刻，也不足为奇；但在科技面前的目光短浅，就实在是万难理喻。
与通常的想象不同，伟大的、革命性的技术，并非刚一诞生就辉煌灿烂，所向无敌；但事实恰好相反，在正常发展中，新技术的胚芽往往是丑陋而弱小的，远远敌不过已经庞大、成熟的旧技术，更遑论寄生于旧技术之上的利益集团——所谓百万曹工衣食所系，你要换技术，你问过依赖于旧技术牟利的高官显贵了么？
而今的冶金历史，往往重点讲述汉武帝时高到不可思议的铁产量，描绘技术更新后宏伟的高炉、层出不穷的锻铁技艺、远超世界同期的铁器质量，仿佛武帝的技术革新只是轻飘飘挥一挥手，几张旨意后便天下云集响应。但实际上呢？实际上他遭遇的挫折恐怕不计其数。仅以发掘的结果看，除了那些精巧而科学的选址以外，更多的则是炼铁的事故现场——高炉爆炸、木炭焚烧、铁水倒涌，你能想到的生产事故武帝朝全都老老实实挨过一遍，不少爆炸现场甚至毗邻长安上林苑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