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勤王期间，林缚就一力在军中推行战训总结会，以此加快中低级军官的培养，这个传统到崇州后也一直保留下来，可以说取得相当好的成果。
不过，还有很多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不成系统、不成体制。特别是江东左军规模扩大，又分地驻扎之后，各营推动情况就会有落差，甚至在战训任务重的营哨，这些工作可能会给忽视掉。
其他事情稍定，这件事自然要提上日程，林缚也将此当成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来抓。
这不仅涉及到基层军官的培养问题。
江东左军设六营，编有三十四哨、一百余都队，营指挥、正副哨将及正副都卒长及营哨级参佐军官超过三百人，加上林缚设想中的后备军官规模，差不多要达到五六百人。
这么一个大的群体，以后会日益的庞大，要维持稳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世的高级镇府军将领，由于缺乏有限的手段，通常将麾下优秀的将卒都笼络为亲信、心腹，或直接收为扈从，形成军中嫡系这个特权群体，以来维护自己对麾下军队的统辖权。当资源都向嫡系倾向时，军队实际就分割成矛盾对立的两部分，实际上降低了军队的整体战力。一旦高级将领的嫡系在战事中消耗过大，往往是权势旁落的起端。
另外，高级将领掌握中级将领、中级将领掌握低级将领、低级将领掌握基层武官的形式，也容易在军中形成小团伙势力，形成派系争斗。当世的高级将领习惯玩弄权术，在军中形成派系相互制衡来掌握整支军队。实际上这也削减了军队的战斗力，严重时，甚至可能给下面的将领反噬。
江东左军在北上勤王期间发挥出耀眼的战斗力不假，但只要是世俗化的军队，就有种种弊端，不加注意，当世镇府军的不良风气就会侵袭到江东左军内部来。
林缚当然不屑搞嫡系、非嫡系那一套，那也不值得搞，更不想玩什么帝王权术，在内部形成不必要的内耗。他要江东左军在壮大的过程始终如一的是一个有向心力、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整体，战训识字班就是一个必要而且重要的手段。
战训识字班等形式所形成的集体生活，不仅能促进军官团体的形成，有效防止军中形成小团伙势力，促进军官团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方便高级将领准备及时的掌握军中动向、统一思想认识——这层意义比军官的加速培养丝毫不弱。
林缚与曹子昂、傅青河、孙敬堂就这个事情讨论出一个具体的章程来，决定先在紫琅山附近三个营的驻军及亲卫营里先推动办这个战训识字班，再推广到其他驻营，津海那边的驻军则直接抽调三分之一的军官到崇州来接受培训。
午后，吴梅久过来探视林缚的伤情。
整个刺杀事件，江东左军这边对外也只是宣称林缚在山间遇刺。
林缚没有受什么重伤，但就事情的性质，林缚遇刺一事的恶劣程度甚与僧院通匪案相提并论，表明崇州的情况依旧十分的严峻，还潜伏不利地方的敌人。吴梅久那边自然要及时跟海陵府及郡司通报，林缚自然借机加强通匪案的清查力度，全面加强对各进出崇州的官道、河道、渡口、码头的控制，加强对隐匿丁口的清查。
刺杀事件的发生，使韩载也担心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即使知道纵容林缚如此布置，会使江东左军往崇州渗透得更深，控制得更严密，但为了自己的性命着想，他识相的闭上嘴，没有跳出阻止。
到夜里，内宅及亲卫营驻营都迁到山上，像武延清、葛福等人的住处也搬到山上，也方便东麓禅院腾出更多的地方来做其他事情。
奢明月一直到深夜才退烧，人很萎靡颓丧，但也没有性命之忧。
卷六 涛海怒 第51章 五月
东海寇大侵崇州之后，就退回昌国县诸岛休整，除了偶尔跨海侵明州、嘉杭，整个五月都没有大的动静。李卓以兵部尚书兼督蓟镇，将六万余兵马集结于津海、蓟州、宁河整训，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一时看不出有多大的效果，也看不到有什么弊端。
东虏一次掳走三四十万丁口，需要时间进行消化，江东左军虽然也往辽东、辽西派出哨探，但由于对诸胡地的陌生，工作进展很慢，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消息传回来。在陈塘驿惨败后，朝廷对胡地的渗透斥候工作也几乎给完全摧毁，李卓也有意重建立对东虏及诸胡的情报搜索网，但需要时间及投入大量的资源。
总之，从二月出关后之后，东虏在关外也相当的安静，没有什么大动作。在林缚看来，没有消息恰不能算好消息，一旦东虏成功的将掳掠走的三四十万丁口消化掉，其军事潜力就将再上一个台阶。
无论是辽东还是辽西，都有大量的荒田给东虏安置掳走的丁口。
东虏入寇，普通士卒也所获甚丰，除了大量财货，还有用来种田的农奴，也就意味着下一次入关掠夺，东胡人变得更加的积极而贪婪。
京畿在津海粮道的维持下，勉强渡过四月、五月的粮荒，京畿粮价暴涨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李卓执掌蓟北镇军权后，林缚依旧命令孙尚望将一部分运抵津海的粮食额外拨给蓟北军，实际交给高宗庭负责。
为实施平虏策，为实现三路布局的战略构想，崇观帝从内府额外拨给李卓一百六十万两饷银。这笔银子看上去很多，但是蓟镇军八万、登州舟营及镇军三万，津海军一万，共十二万兵马来分这笔银子，就看上去很寒酸了。
林缚给江东左军做出的军费预算是每年二十五万两银，计正辅卒六千五百余人。以这个标准计算，蓟镇、登州、津海三路兵马需要银子四百万到五百万两银，实际加上崇观帝额外从内府拨的银子，每年也只有三百万两银左右。
实际上，要是明年内府不再拨银，蓟镇、登州、津海三路兵马的军费总开支又将缩减回一百四十万两左右。
林缚希望能额外给李卓提供二三十万石粮食，通过蓟北军运到京中贩售，一是压制京畿居高不下的粮价，还有一个就是希望李卓能多筹几十万两银的军饷。
当务之急是要抵挡住东虏的入侵。
对朝廷来说，当务之急，一是突破津海粮道的输运颈瓶，逐渐提高津海粮道的输运总量；一是封堵黄河决口、恢复平原府内河漕运。
对张协来说，津海粮道已经落入汤浩信、顾悟尘及林族的控制之中，封堵黄河决口、恢复平原府内河漕运之事，就不能再落入汤浩信的手里。
四月中旬，朝廷特派工部右侍郎陈钟年权知济南、平原府事，督山东漕运事，征二十万民夫，封堵黄河决口、恢复平府漕运河道。
至此，张协在山东就有陈钟年、徐见深两枚棋子抗衡汤浩信。
整个五月，江东郡的剿匪事也有条不紊的展开，岳冷秋顺利收复石梁、泗州等城，将刘安儿部流寇逐出濠州府。
刘安儿等流寇没有根据地建设的概念，初期为筹粮饷，大寇地方，几乎使濠州成为废城，纵容部属奸淫妇女、杀人无数。流寇人数虽众，但是实际上也失去据濠州府立足的基础。
岳冷秋不是无能之人，重新组建的长淮军钱饷充足，也颇有战斗力，将刘安儿部流寇逐出濠州府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岳冷秋在濠州府的军事胜利，丝毫未能遏制诸流寇猖獗的势头。
五月中旬，刘安儿、罗献成、龚玉裁等七家流寇在房陵会师，召开“房陵大会”，刘安儿、罗献成、龚玉裁等七家寇首皆自号为王，刘安儿自号“皇觉王”，众号拥兵百万。在房陵大会后，大股流寇避开防卫森严的江淮、荆湖、中州等地，主力往兵力空虚的川陕等地转进，五月下旬，流寇攻陷汉中等地，打通往西进川陕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