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扬的红丝带(23)

安朵拿出刚买的热腾腾的面包，大大咧咧地递给同事们。

她知道这次下乡出发得早，很多同事甚至来不及吃早点，所以这些面包是特意为没有吃早点的同事们准备的。

一直非常喜欢吃安朵“便携式早点”的同事们，现在一个个被惊吓到连连摆手，唯恐避之不及。

这要是先前，她们早就一个个乐开花欣然接受，还啧啧称赞安朵是暖心小天使。

临江县的乡下条件差，乡下旅馆少，经常人员爆满，且都是多人间，女同胞们只好和安朵挤在一个房间住宿。

那些女同胞对安朵的反感越来越明显，且态度上更加的冒犯安朵。

安朵被要求不能和她们在同一间浴室洗澡，牙刷和毛巾不能放在浴室。

不能和她们共用香皂，甚至被要求洗衣服时设定的水温要更高。

被昔日亲密无间的姐妹们有意疏离，让安朵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跌落到无尽的深渊里。

安朵无解而无奈，她真切地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是多么的令人绝望。

她又认真通读了一遍鲁家林所著的《艾滋病：正向我们走来》，一下子就理解了社会上对艾滋病严重污名化的缘由。

安朵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看到艾滋病这个传染病的信息，还是在一九八五年那年，当时的她还在普宁卫校读书。

她在学校阅览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系列关于艾滋病的报道。

其中《谈谈“超级癌症”——艾滋病》比较典型地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来自西方的“传染性癌症”。

一直到安朵工作后，她在一些报纸、电视上看到的报道中，都把艾滋病视为资本主义的疾病。

那些报道多以国际新闻为主，消息常来自外电，鲜有国内民间、个体的内容。

那时候的安朵就有一种“艾滋病离我很遥远”的感觉。

安朵认为，这种感觉不单单自己有，社会大众肯定也有。

因为每一个和她一样的社会大众，接受的都是同样单一的信息。

现在突然看到央视、滇云电视台集中报道滇云省艾滋病疫情，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至于检测出来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社会公众一致把这些人归咎为他们追随了资本主义贪图享受的生活方式。

“艾滋”即“爱资”，这样的译称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感染风险毫不例外地与“外宾、归国人员、边境居民、外国人”等等形象相联系起来。

从一开始，艾滋病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更是被隐喻为“一种人格类型、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

反正一句话，得艾滋病的人都被拉上了道德法庭，他们全部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渣。

这样的讨论无处不在，除了大爷大妈，还有机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街坊邻居。

上班时候会讨论，下班了休闲娱乐会议论，对艾滋病无处不在的讨伐，源于对艾滋病的深恶痛绝。

几乎所有的社会人群都认为，只有那些放纵的、甚至是罪恶的人，才有机会得“爱资”。

艾滋病是对这类人群的“罪与罚”。

每每听到人们热烈而义愤填膺的讨论，安朵也时常扪心自问。

如果自己不是早于其他卫生技术人员一步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她甚至就是其中参与讨论最激烈的一个。

由于缺乏对艾滋病的全面认知，人们对艾滋病的片面理解、误解和污名化，艾滋病又被称为“世纪瘟疫”，全社会陷入一派“谈艾色变”的境地。

除了憎恶艾滋病感染者，对这种传染病，社会公众更是“怕”字当头。

人类社会中，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很多，包括很多常见病，比如糖尿病。

可传染性的疾病也不少，但是在医学技术手段下，大多数都被消灭，或逐渐被疫苗相对抗。

能够致人死亡的疾病很多，比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等。

而艾滋病是致死性、可传染、不可治愈这三个条件的交汇点，这本身就足以造成恐惧。

恐惧导致了禁忌，禁忌本身又确立了恐惧。

由此，艾滋病成了一个魔鬼的别称。

加之，艾滋病以被视为生命象征的体液作为传播途径，在主流人群中增添了一种“污染”和“入侵”的意味。

那么，作为冒犯主流的侵略者，艾滋病被构建出的社会属性便催生了对“你——我”“异——己”的划分。

“作风有问题、肮脏、x乱”等污名与“x毒人员、t性恋、x工作者”等身份紧密相连，显示了艾滋病在社会上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相互交互。

与污名相联系的艾滋病感染者会继而被分离为“他们”，而不是“我们”的一员，导致了社会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