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留苏何以狂热一时的背景，我们势必对当时的政治情势，略作回顾。
从民族感情上，对于这位北方的近邻，从无好感。北极熊的侵略性，比起大英帝国，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由依凡到尼古拉斯，中国所丧失的土地面积，超过欧洲许多小国的总和。其次，俄罗斯民族的科技文化，无法和英美放在相同的天平上，鲜少值得效法的地方。
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历史的意义，二十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逆转。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渊源于美国的民主政治，
期以取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三民主义宏伟主张，虽抄自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追溯更远一点，原是位瑞士医生的创见。其思想立论，哲学基础和那位长一脸大胡子的德国犹太，马克思的学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不幸的，孙先生奔走呼号的革命运动，没有乔治·华盛顿那么顺利，更不如列宁那么走运，他给中国开的药，中国病人吞服不一下。
国民党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的政党，单靠向军阀依附，注定大业难成。特别是一九二二年，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孙受此沉重打击，离穗赴沪，开始国民党的重组与改造。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始认定用西方式似有似无，组织，松散的政党组织，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党要类似黑社会的紧密结构，党员要纳入组织系统，绝对地服从纪律，接受精英领导。精神方法上，修正为独裁的组织领导，一党专政。可是把观念付诸行动，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缺少此项经验和技术。于是，赋予苏联插手中国革命的机会。
孙中山和列宁搭线，始于一九一八年，由上海发给列宁的电报里说：“中苏人民有共同目标”，预言“两国的革命运动将联合解放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1]
这年八月，齐雪林（G. V. Chicherin）外长热情地回复孙的电报，大灌罗宋汤，称孙为“可敬的导师”，打开布尔什维克运动进入中国的通道。
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a Karak-han）(2)宣言》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愿放弃以前帝俄和满清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特别提示一项苏维埃运动－－协助被压迫的东方民族，尤其是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解放运动。
这样一个冠冕堂皇，掷地有声的宣言，尽管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履行诺言，当时，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震撼，尤其是对历经挫折的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却非同小可。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和越飞（Adalf A. Joffe）发表联合宣言，芝加哥教师出身的鲍罗廷（Michael Boradin）(3)接踵来华。
南方的广州政府，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乃变成不得不尔的行动方向。
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京，但无碍苏联与）广州的蜜月关系，七月一日，成立军政府，十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中，[4]鲍罗廷宣布，莫斯科成立孙逸仙大学，并建议选送学生，前往苏联。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三人为成员的选拔委员会，同时成立。
苏联决定此举的原因，一石二鸟。正面的意义，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特设一个大学，来纪念他。侧面的目的，进一步在中国投资，为无产阶级革命施肥播种。
“孙大”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投考，广东一地，即达千名以上。的析青年们的心理动机，曾是过来人的王觉源提供他自己的经验如下：
“当着神秘性的俄国革命真相，还在巧饰宣传，没有揭穿的阶段，世界的政冶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一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大体相同的想法：我们并非生性怀疑别人是否具有真理和已够幸福。但对于苏联的现状，我们被迫如果不在思想上有听决断．就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决断，现在既然在大部分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的决断和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不同在哪里？如果我们与共产党人是在同一世界内致力于相反的目的，那就该看我们与他们的目的在哪里与怎样相反？当两种目的相遇与冲突时，我们必须注意究竟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目的被粉碎。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首先必须有一种直接的观察和了解！由是一九一七年以后，‘到苏联去看看！’在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中，便形成一种普通的愿望。正在内忧外患痛苦呻吟中的中国青年，在这一新的诱惑与好奇心理下，自然，也有着美丽的憧憬！适逢其会，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重建革命基地开府广州。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领袖列宁之奉献殷勤；另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或有可供我们观摩之一处。在这种情感与理智激荡下，于是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涌上西伯利亚的征途，‘到苏联去看看！’”[5]
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三百四十名，[6]其中三十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则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包括本书的主角蒋经国在内。
经国和他的同学王觉源一样，固有好奇的成分，更大的理由，要数他当时狂热的革命意志。
两项证据，足资支持此说。这年六月，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期间，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的大游行，遭保守的学校当局，开除学籍。[7]
满怀愤怒，去了北京，入吴稚晖办的子弟学校—北京外语补习学校(8)短暂停留，曾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9]
这时候，经国不过是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放下书包，走到街头，走向群众，去参与反帝、反军阀的示威游行，一反普通中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和对国事的冷漠，没有点勇气，没有点激情，那是绝无可能的。套用江青“文革”时的术语，经国不愧为“革命闯将”。
环境方面，他父亲被称为“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10]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耳濡目染，焉能无动于衷。
处此情况，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大业，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就再自然不过了。
蒋先生的意见，处于两可之间。经国既无心念书，且到处闹事，一时并想不出很好的安排。客观形势，既有孙逸仙大学的创设，鲍罗廷的引荐，顺着儿子的意思，让他到俄罗斯去锻炼锻炼，未尝不是件好事。
新出现的资料，否决前述推断，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独持异议：
“留学，是蒋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不仅在蒋介石从苏联写给外婆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达，而且在蒋经国留苏问题上同外婆商量时，他也重复表示过。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我外、婆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的接济，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还是外婆知愉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11]
要找出蒋先生不喜欢苏联的证据，千千万万，问题就在于那个时期的蒋介石。一九二五年，蒋介石、鲍罗廷正打得火热，没有苏联的卢布、枪枝，当年黄埔军校都无法成立，不喜欢苏联，他绝不会叫出“以苏联为师”的口号来。
一九二五年，蒋陈结婚，才三年不到，枕边细语，陈对蒋有相当分量的影响力，人人可以置信。经国留学这件事，蒋会固执到非要“一再劝说”，才“勉强赞同”，恐怕与蒋的为人个性不合，有保留存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