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观汉博士的一段评语，读者不妨参考：
“几乎在柏杨判刑入狱的同时，警备总部开始软禁另一位作家李敖，一禁禁了一年两个月。最后，以‘涉嫌叛乱’罪，押到保安处，交军法审判。先判十年，又改判八年，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在庭上一直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凭心论，李敖的文字，再泼辣、再凶狠，除了《文星》封杀以前的那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对国民党略有不敬，枪口瞄准的也不过四组的谢然之。李敖下笔很审慎，他的自制工夫，超过雷震和殷海光，分寸掌握得很好。[18]
而且，自《文星》被禁后，他再没有发表文章的园地，他早是一个缴了械的勇士，靠收买天母美军的旧电器过日子，对这样才气纵横的‘跛脚鸭’，何必一定要使其变成猎物呢？
比柏杨、李敖案发较早几年的是殷海光案。殷先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的反共思想，系从自由、真理、人道主义出发’，而非‘为一党或一个政权的现实得失出发’。由此项分歧，激怒当局。
先逼殷先生辞台大教职，强迫接受教育部的聘书，派警总官员投送。一九六六年九月，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约殷去参加为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F. H. Hayek）的座谈会，受‘便衣人员’的阻止，殷问：‘这是谁的意思？’对方说：‘政府的意思。’
继‘封口’‘封笔’‘封耳’之后，实行禁书和经济制裁，殷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甫经出版，当局一纸命令，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理由，查禁没收。[19]
一九六七年，殷先生患严重胃癌，加上经济困难，美国某著名大学伸出援手，聘他来美从事研完工作，当局拒发出境许可。”(20)以上只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三个例子，没有确切证据，支持外界的指责，这些罪过，全有经国的份，但经国控制着台湾的情治单位，他手里操着生杀大权是客观的事实。即使，他一无所知，很多罪恶假他的名义而行之，背黑锅的仍然是他。
从思想的根源上，研究当局胡来的成因；这种病态的产生，一来是封建的余毒，一来是党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扩散的结果，殷海光先生《政治的神经衰弱症》一文说：
“不仅如此，共党是我们的敌人。在‘共党意象’背后，遂隐藏着‘敌人意象（enemy-image)’。于是，‘共党意象’一经扩大，‘敌人意家也随之扩大。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若干标尚反共者就把他们视作敌人的人看作共党或其同路人。同样认为罪大恶极，同样视为眼中之钉，一概当在铲除之列。这样一来，他们满眼都是敌人。满眼都是敌人者，觉得天下之人对己没有丝毫善意，人人可疑，事事可虑，因此其内心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中。内心一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的人，情绪无法维持平衡。情绪无法维持平衡的人，对人对事也就无法产生健康的判断。从不健康的判断出发来对人对事，又常觉人人不可靠，事事不顺眼。这么一来，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便成为一条牢结不解的铁链子。这条铁链子把这样的人士死死套在里面，让他们在里面兜圈子，象走不出迷津（maze）的老鼠一样，无论怎样都不能从这自造的心理死结中自由解放出来。”
一位文学家，感慨系之的说：
“非常奇怪，对任何一件影射到它的好事，充耳不闻。未必是影射到它的坏事，必定非向自己身上套，穿凿附会，惊恐万分。”
情治党工人员的低能，不学无术，和上级推行的过分保护主义，相互结合。连续了达五分之一个世纪。
台湾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要不噤若寒蝉，要不备尝迫害之苦。
这样的局面，在没有外力的冲击下，诚然可以好恶我自为之。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的激荡，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及知识青年的大量涌现”，过去的顽固军守，再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因此，当局因应，出现“保钓”运动发展成的“自由化运动”，进而“政治改革运动”。
运动产生的背景，据陈鼓应的的析：
“经济发展固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有受民主政治教育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纷起要求较多的民主与合理的改革。加之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历史包袱，因循苟且地拖到七十年代。它的‘合法’统治地位因着国际身分的变动，而面临重大的危机。一九七一年十月，它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为中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转移他们的外交承认。
在内政方面，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大陆时代的中央政府体系，‘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连任形同终身职，他们早已丧失了反应新的社会情况的功能了。因此，它作为民意机关的代表性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府合法性也越来越引起怀疑并受到挑战。
一九七一年发生钓鱼台岛事件，是为触发青年变革要求的契机，也为新生代向元老派挑战的成熟时机。
台湾东北方的一系列小岛，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的领土，并且台湾的渔民一直使用着它们。但是由于在那儿发现为石油地带，因此日本竟宣称要加以占有并属他们所有。一九七0年底美国归还琉球时答应将钓鱼台列屿转交日本，由是激起海外留学生和岛内大学生风起云涌的保土运动。
面对日本欲占据钓鱼台岛的举动，国府缺乏具体的对应行动，并对知识青年的爱国运动给予诸多的牵制。因而这一保土爱国运动遂由对外反抗侵略转而对内革除弊政。
当保钓运动的方向由外向内移动时，在校园内，学生运动发展为：自由化运动与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归国的留学生及新兴青年商人等成员），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21]
自雷震判刑，《自由中国》停刊，将近十年时间，台湾的言论界，进入冬眠期。《文星》月刊甚至是非政论性的刊物，亦遭封杀。但以杨国枢为首的新生代，突破现况，重登言论广场，他们毫不畏惧地表达意见，“呼吁国府权力机构的调整与革新，要求重新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杂志的主要成员张俊宏、陈鼓应、许信良、丘宏达、杨国枢等十五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国是诤言》，对当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张。
接着是《国是九论》，同期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大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盛大辩论，听众踊跃，校内校外，风起云涌。
当局一反常态，非仅没有压制，且予鼓励支持，一九七0年十月经国派秘书长张宝树，通过张绍文的介引，邀请陈鼓应、王晓波等举行座谈，彼此沟通，相互交流。经国自己，以救国团主任身分，纷纷召见青年学者和学生领袖，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等号召。
用中共的术语说，这是台湾知识界的“鸣放时期”，也有些捷克在亚力山大·杜布切克主政，实行自由化时期的活泼开放继或称为“台湾之春”。
热烈讨论的主题为：争取参与权；要求言论开放；抨击舆论垄断；呼吁解除戒严令；呼吁人权保障等等。
其中若干点，触及国民党的要害，过去不许提，不敢提，国民党的容忍、开明，的确超出无数人的意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早春呢？认真观察，那是经过巧妙设计的高招，即“政治艺术”之谓。
经国能继承父亲的权力，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声望。国外容易，多跑几次东京、汉城、曼谷，多亮相，知名度就逐渐高升。在国内，要慑服人心，特别是知识界，就要靠处事作风，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制造的“青年导师”，一面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