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内战，主战场为陆地。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始着手海军建军，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四年，是萌芽期，国军凭有限的舰只，七海雄风，处于无可抗衡的地步，太平舰沉没，给予国军强烈的讯号，既往的海上优势，已为时间所淘汰。
经国利用这个机会，指示救国团发起一项建舰复仇运动。很多青年，受到激励，报名从军。用中共的术语说：“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经国反祸为福取得重大宣传上的胜利。
但太平舰沉没，就全局看，只是正式接战的序曲。年节前，东南沿海，气候恶劣，东北季风，持续不断。台湾、大陈间的海上交通运输，因此受阻。解放军的首脑中心，认为进攻时机已到，一月十日，各型轰炸机一百一十五架次，猛烈轰炸运补船团，国军陆上舰上的高射炮，虽全力发射，终因无空中支援掩护，处于挨打地位，多艘舰艇，中弹负伤。当晚，大陈全区，进入战斗战备，因公留大陈的王司令，连夜赶返一江山严阵以待。
十日以后的一星期，解放军的海空主力，则以搜索毁灭国军的舰艇为目标。国军舰队不支，被迫退至南麂，浙海门户洞开。
那末，王叔铭指挥的空军，为什么不去支援呢？空军龟缩的原因有二，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十五其一，空中距离太远其二。
一月十八日，攻击开始，战役经过，请看《大陈岛往事记述》的追叙：
“共军于拂晓即开始以机群、舰炮及岸炮，轮番炸射一江岛上我军碉堡、阵地、水际及滩头防御设施。一江全岛，己全部笼罩在弹幕下，硝烟弥漫，火光闪烁。至中午，岛上我军阵地、工事、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各部队间，已失却连络掌握。午后，共军以小型登陆舟艇为主体的登陆船团，分由南田至海门一带港湾驶出，在大型作战舰艇掩护下，向我一江山海岸抢滩登陆。我忠勇守军，虽予猛烈阻击，但共军借其人海战术，冒死攀登上岸。在战斗过程中，王生明司令，一直坐镇指挥所，指挥所属作战。最后，王司令在电话中报告刘司令官：‘敌军已迫近到指挥所附近五十公尺处，所有预备队，都已用上，我正亲自指挥逆袭中，我手里还给自己留着一颗手榴弹……’，话未说完，电话机中传来‘轰，的一声，通话就此中断。刘司令官和我们围在电话机旁的人，都知道王司令已经壮烈殉国，无不热泪盈眶，悲恸不已！王司令虽已成仁，但一江岛我军，仍在继续各自浴血奋战，直到二十日傍晚，枪炮声始告寂止。一江山在激战五十三小时后，终于陷入共军之手！”[8]
一江山是个弹丸之地，中共必争，且无畏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标榜的“战争边缘”政策，发动三军，强行夺取。其中颇多奥秘。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虽于月前（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在华盛顿签订，中华民国的“领士”范围，仅限于台湾与澎湖（第六条）、大陈及其岛屿，并不在“协防”之内。毛泽东紧接着协防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条约是万灵符。
大陈岛驻有美军顾问，整个战斗过程中，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人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中共的情报，当然不会茫然无知，这一仗含有向华盛顿亮一手的意思—解放军照样能打三军协同战役，请看看北京的实力！
一江失陷，蒋先生头脑才清醒过来，即使是“我的朋友杜勒斯”，依旧美国利益至上，蒋先生的计划再宏远，只是华府五角大楼的从属，美方不愿意介入援助，与其说是军事的理由，毋宁说是政治的考虑。几乎没有人相信，蒋先生能打回去的神话，站在华盛顿的立场，纵使国军能确保这些岛屿，除了东方人传统的面子问题，并无丝毫实质上的意义。美方抓着这个机会，正好逼蒋，自大陈撤退。
蒋先生顽固如昔，对美国的劝告，开始严拒。但事实摆在眼前，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同样命运，一江距大陈一万一千尺，解放军的一O五榴弹炮，射程控制整个上大陈，连飞机都要在下大陈海湾降落，始免击落的危险。最后，蒋先生只好接受第七舰队司令蒲立德的建议，同意主动撤兵。
经国于一江失陷不久，来到大陈，他的任务，分两个阶段。“金刚计划”拟订前，设法稳定士气，决定撤退的行动开始，则为安定民心。
大陈本岛的民众，约一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人，沈之岳专员于一月二十六日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疏散，“以策安全”，且规定“自二月二日止，至各该县政府登记，以便准备交通工具。”布告说得非常模糊，益增人心的慌乱；“疏散”的理由，是说“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为“确军生命”所作的措施。
准备交通工具去哪里呢？据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说：
“……极少数人因年纪大，身体病，走不了，他们仍在观望。决定走的人，不敢住在家，都捆好行李搬到小村里借住。又是乱世人心浮动，大陈这么多民众，政府能有这么多船只吗？尤其在此慌乱之时，共匪打来怎么办？”[9]
“他（经国）一人的到来，等于增兵十万，人们嘴里不说，心都明白，蒋总统如无把握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来送死啊！”[10]
和经国同行的，尚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中校，第七舰队帮忙，中共休战，自谈不上危险。但大陈的百姓们，怎知道其中的内幕呢？群众本来就是盲目的，既谈不上政治认识，对中共的恐惧，也都是受的宣传蛊惑。
所以，经国走到街上，出现刘毅夫所描述的镜头，说他是“大陈生命的灯塔”。
“饭后，蒋主任说：‘咱们到街上去望望’！我听不懂，他笑了说：‘这是我们家乡话，望望就是看看。’
一走出专员公署，门外已站满了老少民众，纷纷向蒋主任拉手，一位老婆婆说：‘主任啊，你来了我们安心啦，总统老人家好吧？”
另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拉着他的孙儿，挤到蒋主任身边说：‘主任带我们去台湾吧，我们都决定跟蒋总统走，我们不要共产党！’
我们再往前走，灯影凄迷中的山路上，人们更多了，突然有人喊：‘蒋总统万岁，蒋主任万岁！’又有人大声叫：’蒋主任把我带到台湾吧！我们东西都捆好了！’
我们往路旁的房子里看，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捆好了行李，人们都准备随时上船，他们连床铺都拆了。
看了这种情形，一向刚强的杨帝泽擦着眼睛说：‘我眼泪忍不住了。’”[11]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信用早已扫地，“不论日夜，都有民众守望在蒋先生住地附近，只要蒋先生一露面，民众就会大声向后面传喊：‘蒋先生还在这里啊！’”，说明了对这位“风雨中宁静”的蒋主任，并没有什么信心。
经国和杨帝泽下塌于渔师庙，二月四日，放了空袭警报，晚间，一江火光四射，台湾飞来的空军，实施夜袭。独坐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沉痛地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12]
台湾来的船团，杳无音讯。早起盥洗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同伴刘毅夫“请看看海上有船来吗？”刘说：“我可知道他心里实在也很着急”，“我充分了解望洋兴叹的心情了。”[13]
二月五日，经国收到一位宪兵的短柬：“你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你就到哪里。”[14]不错，是“在凄风苦雨中，与军民共甘苦，共生死的感叹心声。”但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政治部主任，职责所在，又是父亲的儿子，人伦责任，只好“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