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的立场，自然是站在“死硬派”这一边的，他在日记里，有很清晰地交待。“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最后他说：“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这段记载，正印证了那时京沪报纸，“经国坚决反对开放议价”的报导。
行政院的经改讣闻，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但公布前夕，尚有两处起程炮。
代表“民意”的立监两院，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立院十五次院会开会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院提出纠正，结论“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撅现象。”这表示，负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们，对政府已不止是怨，而是恨怒交织。
真正反映知识的子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是来自北方的“停教宣言”，北大教授周作人等八十二人，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教授要停课借贷，该是多么讽刺的写照。这代表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绝望和悲呼，哀莫大于心死，由小市民到知识的子。至此，一心一意地等待毛泽东那个红太阳的来临了。
经改失败，翁内阁倒台，起草人王云五退位让贤，经国这场全本武戏，只好落幕告终；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说了些沉痛的话，于十一月六日，悄然离沪，回杭州蒋寓，和蒋方良团聚去了。
金圆券昙花一现，等于把国民政府的外衣剥光，这以后，四野挥师入关，中原震荡，军事上出现雪崩的局面，已毫不足异。而对经国的教训，不仅是“读了一部经济学”，更读到了政治经济学，懂得经济规律，硬用政治手段去对付，必败无疑。曹聚仁写道：
“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完全输光了，有的人，提起了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24)
杨贵妃系指着宋美龄。为了“杨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25)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宋美龄的破坏，经改也不会成功。
《大公报》刊有《打虎赞》，既讽刺也写实，堪为本章结尾的插曲。[26]
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
米纱烟纸实仓库，一夕被抄泪似雨！
惋惜市场变幻多，任从此辈作风波，
笙歌华屋优游甚，哪问贫民唤奈何？
更把黄金通显贵，达官交往恣狐媚，
官商一气共沆瀣，浑水捞鱼力不废，
君记否？
去岁金潮经调团，未呼捉虎事周旋，
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
而令经济革兴后，限价依从新来打虎显威风，
声誉纷纭腾众口，
或为老虎暗担心，或为辛劳忱使君。
世间到处狼与虎，
孤掌难鸣力岂禁？
注释：
[1]见毛泽东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2]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三十三章“东北与华北的崩溃”。
[3]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
[4]同[2]。
[5]笪移今著《从金圆券看经济趋势》，《中国建设》第7卷第13期。
[6]夏炎德著《币制改革有办法吗？》，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9期。
[7]笪移今著《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8期。
[8]《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的社论‘兹为挽救当前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等重大危机，实应快谋币制改革，不可借准备未完，条件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一。”
[9]蒋经国九月十二日对“青年军联谊会”的讲词，收入《一片忠心》，台北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二十周立纪念筹备会编印。
[10]同[9]。
[11]程准著《币制改革纵横谈》上海《经济周报》（一九四八年）。
[12] E．harm: The C.'hin"e Currency Stluatw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Nov 3, 1948 No. 18
[13] 大中著，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上海《观察》第5卷第4期，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14]同[13]。
[15]九月四日吴国桢去南京。
[16]同[9]。
[17]同[9]。
[18]“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典礼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队员一万两千人。成立宗旨：（1)打祸国的败类。(2)救最苦的同胞。(3) 做艰巨的工作。(4)尽最大的义务，主要是协助戡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
[19]同[9]
[20]同[11]。
[21]同[6]。
[2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76一77页。
[23]蒋经国《沪滨日记》，收入《一片忠心》同[9]。
[24]同[22]。
[25]据徐思贤将军面述。
[26]白忧天写《打虎赞》，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年盐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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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南京·溪口·上海
毛泽东乐观的估计，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斯大林不信，[2]毛认为“可能”，只是审慎的乐观。
但一切的发展，比毛的初步想象还要快。
辽沈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廖耀湘、范汉杰、郑洞国的部队，先后瓦解，国军精锐，丧失了四十七万兵马。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共七十万人）[3]沿着多尔衮的老路的东、中、西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
中原战场，九月下旬，济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共军即将长驱直入。下一步，将危及京畿的安全。十月二十九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江淮必守的主张，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
蒋先生原属意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白先同意，后又变卦。改派宋希濂，蒋不放心，乃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挂名。
这就是国共双方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史称“徐蚌会战”，或“淮海战役”（中共）。
国军出动的兵力，约八十万人，计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黄维的十二兵团。另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战车等单位。
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
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
前线失利，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
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资上的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