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自己的人又太给自己泄气了，多是为淘金而来，看着东北又‘噱头’、‘接收’、‘劫收’、‘搜劫’。沈阳市有三多：‘军人结婚的多，军人跨密斯的多，军人跳舞的多’。这种英雄与美人，真是与‘不怕死’三个字，距离太远。本地人哪能不眼红，岂不是把人心失掉得连影子也没有了。”[23]
作者在文中透露了许多笑话，譬如第五次攻势紧了，高级军政人员及眷属，纷纷逃跑，关金黄金一起入关；各级军官太太，退到沈阳，拉夫、占民房、占机关，纲纪全无；接收人员，终日争权夺利，分赃走私，贪污案重重，令人啼笑皆非。
这样的局面，焉有不溃败之理。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的辽沈战役结束为止，美式装备的精兵，牺牲了三十万，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抗战后期的名将，个个变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东北一失，林彪人军进关，于是，华北成为覆巢之卵。
东北的挫败，内因外因，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认真讨论，亦非本书的主题所在。
回到南京，经国失魂落魄，颓丧不已。就他的政治前途，他面临两项抉择：（1）另辟天地，他身边的智囊旧调重弹，向他献计，到成都平原去，开拓川蜀。（2）留在京畿，守在父亲身边，躬亲左右，再俟机而动。[24]
蒋先生却别有打算，预备把他的政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交给他，发表他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让他将来为自己扎点根，同时把陈氏势力，借机压一压。讵料，漏屋偏逢连夜雨，“政大”发生驱蒋风潮，经国摔交，只剩下一个青年军复员处和中央干校校友会的空架子，算是太子的势力范围。
为了消除心中积郁，一度和伏特加、漂亮的女人分不开，正是在石头城伏枥的阴霾岁月里。(25)
注释：[1]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C.Marshall) to the President．Memorandum fnrthe President, Jan 23, 1945.
[2]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斯大林把参战的政治代价，向哈里曼提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文件签字，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斯大林称《雅尔塔协定》。
[3]由罗斯福负责取得中国同意，至于何时通知蒋委员长，“依斯大林元帅之意见行事”。
[4]郭荣赵著《美国 <雅尔塔协定>与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5]同[4]
[6]卜道明著《我们的敌国》，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
[7]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后收入《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手业公司出版。
[8]同[7]。
[9]签订日期，一说是于日，一说是十五日，何以日期相差一天，费解。
[10]宋子文辞外交部长，王世杰继任。
[11]同[7]。
[1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0年）。
[13]《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1册，日本产经新闻出版，《中央日报》译印，第44页。
[14]同[13]。
[15]中共当时不便打出八路军的招牌，用“民主联军”的名义，混淆视听，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高岗、彭真、罗荣恒等潜入东北，发展实力。
[16]董彦平著《苏俄据东北》，台北反攻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十月）
[17]同[16]。
[18]同[13]。
[19]同[13]。
[20]同[13]。
[21]蒋经国著《五百零四小时》，一九五四年六月出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五年五月第113期转载。
[22]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U. S．Department of State 1949（即白皮书）
[23]《东北严重怎样促成的》，《观察》第4卷第5期（上海）。
[24]同[12]。
[25]据当时任亚州司副司长盛岳说，经国某次到外交部找道明和他，要到夫子庙去找一个最拆烂污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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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戡建大队
我们先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的一些重要镜头，剪接起来。
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在和事佬马歇尔的调停下，签订了停战协定。
其实，除非是白痴，才相信重庆和延安间，能借谈判而化干戈为玉帛。
毛泽东说：“一系列因素，包括国际局势在内，对重新发动内战不利。”[1]要通过谈判，使共党取得法律地位，向世界表明，要打内战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
蒋先生明白，没有美国大量的军经援助，内战打不赢。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国军的兵力，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时间上来不及运往华中、东南、华北、东北等地区，填补日军留下的真空。谈判可以时间争取空间。
政治协商会议，煞有介事地，通过各项议案，准备为未来的联合政府催生，国共双方是主角，“民盟”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担任龙套。
裁军协议，讲价还价，好象双方从此立地成佛，“还军于国”。
以巴大维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成立，《军事援华法案》经美国国会通过。
国军五十四万，在美国海空军的协助下，接收日军的防地。
到这年的六月为止，国军尚占优势，盱衡全局，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是，向后的日子，就很黯淡了。
杜鲁门禁运的命令，于七月颁布，且持续八个月之久，因此，国军的优势，大为削弱。
次年一月，马歇尔铩羽而归，旋即接任国务卿，南京和华府间的关系，江河日下。
经国在东北，打不出局面，干部南移，连他搬到长春的《正气日报》，[2]都跟着迁到上海，想在那里建立起宣传的据点。
一时没有新的开展，本建军先建校的原则，重操旧业。
一九四六年夏，三青团举办青年夏令营，人数近千，一就是他回到中原后的杰作。九月一日到十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假庐山大礼堂举行，他的干部们，酝酿着独树一帜的意愿。
经国自己，也很有兴趣，主要，他不甘CC派的压制和打击。那本《我们对团的建议》的小册子，企图
摆脱党的牵制，呼之欲出。但是，一身兼总裁、团长两职的蒋先生不点头，办得到吗？
蒋先生对爱子的想法，频频心动，用红笔御批后、嘱经国研究具体办法。太子庐山河西路的别墅，顿时群贤毕集，包括蔡省三、陈元、王升、赖钟声等，开会集议，分工起草组织纲领，忙得一天星斗。
三青团组党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兼程上山，直言诤谏，同时拉出戴季陶[3]分头夹击，蒋先生于是改变主意，组党一说，付之东流。
蒋先生碍难采纳，并非没有理由。他自己是国民党的总裁，且“余自束发以来，无时不以基督耶稣和总理信徒”自居，何能允许青天白日的旗帜以外，再飘出别的什么旗来，让左手和右手相互对立。
设立青年团的原意，已经变质，失掉原来团结号召的初衷。由团改党，扩大派系分裂，将置党魁于何地？
事后检讨，经国也觉得很孟浪。他的干部们，有政治狂热，缺少政治经验；注重集团利益，忽视整体利益；倾向于用主观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观的事实相抗争。
紧接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由庐山而南京，轰轰烈烈，好戏连台。太子系的人马．许季玉、刘安琪和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恺、罗友伦、胡素当选监察。
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原秘书处改第一处，宣传处改第三处，服务处和工作管理处改第四处，视导、调查、研究为第五处）主管组织训练。陈、袁挂名，实权全在太子手里。
掌握到青年团的神经中枢，尽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国民党的事，永远和我们的想象背逆。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于是，命令的贯彻上，七折八扣，有时候，甚至地方和中央，互唱对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