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联对日的军事行动，是以中国同意接受《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宋子文于七月一日以前，须到莫斯科。
（2）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中国。
斯大林处处勒索，一方面挟美国自重，压迫重庆就范；一方面威胁宋子文说：“中国政府最好赶快达成协议，要不然，共军会进入东北。”[5]中国进退失据，和事后充满阿Q式的自慰，卜道明《中苏条约》一文表达的淋漓尽致。
“苏俄即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第二天，苏军数十万即全线攻入东北。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乘势迅即占领整个东北。在此情形下，苏俄当可凭借武力实现其全部愿望。那时中苏间将发生种种权益和领土的纠纷，不难想象。我若提出交涉，美国将因我拒绝了《雅尔塔协定》，未与苏俄成立条约，对我不予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定》的存在，反而有支持苏俄实现其全部要求的义务。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将预定我之交涉失败。不仅如此，苏俄势必利用我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领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此而造成更混乱的局势，那时中国要驱逐苏军出境，收拾混乱局势，除使用自己武力外，别无其它有效途径。而我在东北当时既无一兵一卒，抗战八年后的中国，亦无力对苏作战，也是显明的事实。反之，我国若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用条约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俄的侵略行动，并对日后苏俄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提出交涉的政治立场，那时我们不仅进退有所依据，而且美国对中苏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无睹，而应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我以声援。”[6]
谈判的两期进行，第一期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开始，七月十三日结束；第二期从同年八月七日开始，到八月十四日为止。
宋子文（行政院长兼外长）任首席的表，经国和他的一位同学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长）担任随员。
蒋委员长打出经国这张牌的原因：派自己的儿子，对斯大林是一种亲善的姿态；其次，经国通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从旁观察的析，补团长宋子文的不足。
经国所负的使命，可以忍辱负重四个字作总结。
斯大林仗着有罗斯福的签字，看准重庆的处境，中国的谈判地位，居于弱势。宋子文和他的前辈李鸿章，扮演的角色，并无差异。
斯大林盛气凌人，“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你看过这东西没有？”斯大林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7]
往返折冲，不过发挥一下谈判的艺术而已，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外蒙问题，经国奉命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他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杭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杭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8]
经国这段话，讲的是实情，可惜，弄错对象。斯大林只认识力量，他的字典上，没有“同情”两个字，所以他说“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和斯大林谈判的经过，经国后来在《一位平凡的伟人》文中，有详细描述。实质上的东西，殊少透露，无非要读者相信，斯大林是个可怕的敌人。
假如没有《雅尔塔协定》，美国一样可以强迫国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同样可以拿取这些领土和权益。后者是前者的副产品，但是，苏联那样做，得不到美国的承诺，将失去合法的掩护。
蒋先生如果拒绝和美国合作，他可能激怒杜鲁门总统并失去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经援助，然而，他却会更能获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苏联一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关东军未发一弹，即为苏军制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适在中国人民狂热欢呼胜利来临之际，白字变成黑字。[9]
宋子文珍惜令誉，辞去外交部长，签字的任务，改由王世杰完成，[10]后来王受人指责为卖国行为，持平而论，王是工具（instrument），非条约签订的决策人（decision maker），和经国一样，毋须背历史的黑锅。
莫斯科旧地重游，时距一九三七年束装归国，八载有余。苏联历经希特勒的蹂躏，浴血奋战，惨痛不下于中国，但是，愈战愈强，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超越英法，和美国平分秋色。
十四年前（一九三一年），[11]经国会晤过斯大林，还是克里姆林宫那个老办公室。一切如旧，惟略呈异样的是“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现在换上彼得大帝的画像。开始，他感到不解，经斯大林的秘书点醒，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变了。
不是吗？当年经国是尼古拉同志，现在，他是陆军中将、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是蒋主席的私人代表。当年，斯大林送他去农村、去矿场、去工厂，受尽折磨。十四年后，平起平坐，唇枪舌剑。“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的巨浪，本来就是无休止地起落着的。
这次来莫斯科，担任外交使命，是一种新的尝试。中美关系早已是宋美龄的禁脔；日本关系，一向由张群独揽；和斯大林的交道，则非他莫属。想到这里，感到很自慰，当年的辛苦，并非丝毫没有代价。回到重庆，举国欢腾的历史场面，业已错过。复员还乡的胜利空气，弥漫了整个山城。军政官员，人人磨拳擦掌，忙于接收，抢地盘，为自己的前程，勾画出光耀夺目的远景。
经国并不例外，过去赣南的局面太小，战时首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已经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边是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人马八、九万；一边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学生逾千。掌军掌团，集组织和干部系统于一身。这样的力量，进可无往不利，退可稳坐钓鱼台。
经国自认，他了解斯大林，相信斯大林的承诺。斯大林说：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他的视野，突然伸展到白山黑水的关系，他的干部们，更信心百倍，鼓励他到北域植基拓疆。
如果纯照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的精神看，斯大林的着眼，无非是旅顺、大连和一条中东铁路；对延安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否定的。一代枭雄—斯大林的话能信吗？看透斯大林心机的，不止是那个多嘴的湖北参政员胡秋原，经国左右的智囊，同样向太子陈述过其利弊，认为关外的白山黑水，斯大林不会轻易放手的，劝他不必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这位朋友的进言，计有三策，上焉者去日本就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也就是后来商震、朱世明的位置，重建中日新邦交，进而成立中日英三角同盟，横断太平洋，形成美苏外的第三势力。中焉者到台湾去，继承日本的衣钵，搞经济建设，走刘铭传的路子。下焉者远征西南，掌握川蜀的地理经济条件，开发西南大后方，步诸葛孔明的后尘。“到东北去是死路”，就是这位朋友的结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