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由李维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干班”主任的康泽，雄心勃勃，改班为校，自兼教育长一职，理所当然。但李看透蒋先生的心思，提议经国担任，“照准”的批示，马上发下。
蒋先生的构想，经国到赣南，终究是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
客观地说，经国具备的条件，毋论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黄埔学生，难望其项背。
国民党的表现，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早趋祚微，蒋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已有觉察，三青团的成立，即含有补救的意思，经国这时候才三十三岁，年龄、形象、声誉，都是担任教育长的适当人选。
一九四四年五月，干校开学，但只有研究部，[6]经国的意思，先培训“干部的干部”，第二期培养专业人才，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后来场面开始扩大，增办“东北青年训练班”、“青年政工人员训练班”。
干校的性质，类似苏联的“孙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标准去衡量，诚如曾任该校区团部书记的蔡希曾（省三）所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1）高深的政治素养。
（2）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3）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鹜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政工班第一期学生甫毕业，中央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经国是主任，总部且设在中央干校内。军政部依国军序列，编为八个师，[8]各师设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管组织、训练），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不用说，是经国遴选，上级任命的自己人，包括现在台湾的报业巨子余纪忠（二0三师），司法部次长范魁书（二0八师）在内。
苏联的党的表制度，北伐时期一度在国军中移植。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名存实亡。相隔十五年，经国把它重建起来。一则，他驾轻就熟；二则，他对这个制度的功子，深信不疑。推行开来，党指挥枪，那末，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认真地实施政治训练，规定上政治课二至四小时，各师聘专任政治教官，强化思想训练。
公开的口号如：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秘密地，通令政工人员，向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政工既是首脑，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魂。加上青年军没有实际的统帅，各师师长乐于臣服，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
照青年军成立的原意，入伍三个月训练结束，随即进入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增援第一线。经国介入，性质变了，作用也变了。
本来命名“青年远征军”，那是要归陈诚、罗卓英指挥监督，经国把它自立门户，于是“远征”两个字悄然失踪。
训练期满，延长训练，蒋先生有私心，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直到日本投降，这八师部队，仍驻原地。没有“远征”过，更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抗战胜利前夕，国府受美国的压力，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经国受命，担任宋子文的随员，后调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办理对苏外交（下章将予详述）。此处续谈青年军复员各节。
一九四六年年初，蒋先生下令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陈诚任主委，蒋经国任副手，研究拟订复员办法。
复员当然非复员不可，蒋先生另有想法。他指示：
“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定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9]
何谓“革命力量”？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效忠领袖”的力量。四月，“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成立，陈诚处长，蒋经国和彭位仁[10]副之。
复员青年，受到升学和就业的优待，有的进大学，有的进先修班，程度不够念大学的，进青年中学，[11]就业的，原来在机关任职的，回原单位，又升级又加薪，原来没有职务的，介绍职业。
复员工作，经国的确卖过无数力气。但是，“青年从”、“国大代”、“军官总”等，仍被社会公众，列为五害之一。[12]
复员后的组织，经国仍不放松，约有下列数项：
．成立“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中央设总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经国自兼总干事。联谊会设南京中央路德润庐中央干校校友会内，成为太子的卫星组织。省市设分会，机关学校设通讯组，层层组织，纵横联系。
．青年军八师的建制，保持原状。师设“军士教导营”，让志愿留营的，接受训练后，升为次期青年军的班长。
．复员管理处，改为常设机构。
四月三十日，国府还都，五月五日，中央各机关在南京恢复办公。经国班底的有形力量，仅剩下“中央干部学校”最后的堡垒。CC系建议，中央干校和中央政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