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没错，就算错，我也是错在不该讲事实完全剖析给一个根本不理解事实也不懂得体谅事实的人看，我不求她体谅您，我只希望她能体谅这个社会的艰难，不要把自己的艰难加诸给别人！压死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我要尽一切可能的扼杀这根稻草！”
我妈说：“你怎么像个愤青？又和黎鹏吵架了吧，大晚上跑回来，不用想都知道你为了什么，没出息。”
我问：“我怎么没出息了，每次和黎鹏吵架，我都赢！”
她说：“赢了你干嘛跑回来？”
我说：“我这是谦让，眼不见为净，我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躺在同一张床上。”
说完，我转身走进了书房，我爸已经送完了表姨，正躲在里面喝茶。
我一屁股坐到他面前，双目灼灼的盯着他，令他不得不放下手里的书，抬头看我，接着摘下老花眼镜，叹气道：“说吧，怎么了？”
我说：“采访您一下，请您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回答我，而不是父亲的。”
我爸撇撇嘴，道：“又和黎鹏吵架了吧？”
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用嘴说出来，而不愿意装在心里？
我将和黎先生吵架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然后补充了一句：“我不想和我妈说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永远只会站在黎鹏的立场替他考虑他的难处，难道我不需要被人理解么，我也不求她能和我一起声讨黎鹏，只希望在这样的时候，她能给我点精神鼓励，而不是一味的说黎鹏有多好，是我任性，黎鹏处处人让我，是我不懂得珍惜，这类拱火儿的话！”
我爸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道：“你知道结婚最需要什么么？”
我说：“不会是理解吧？这个我知道，问题是……做不到。”
他说：“是忍耐。”
我不语，眼下最恨的就是这两个字。
我爸说：“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和人打交道，再建立自我的诚信度。遇到狡猾的人，就要绷紧全身的弦，片刻不能松怠，遇到大大咧咧的人也不能放松，也许他的大大咧咧就是为了让你放松好从中获利的假象。做生意，心很累，不比居家过日子轻松，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做生意？”
我说：“因为商人赚得多，回报高，高回报可以弥补精神上的损失。”
我爸问：“那你为什么要和黎鹏结婚？”
我又不语了。
我爸说：“因为你爱黎鹏，他也爱你，就算你们总是为了同一件事吵架，你们之间的爱情也可以弥补这些精神损失。”
我问：“是不是不管和什么样的人结婚，都会为了这些琐事吵架？”
我爸说：“只要是人，就有分歧，你和你妈还曾为了吃药的问题吵过几次，那件事是大事么？”
我说：“那是不是在你们男人眼里，家里的事都不能算是大事？不值得计较？”
我爸不说话，但他脸上的表情已经给了我答案。
男人和女人看事的角度不同，他们不能理解女人所谓的“大事”，却又试图让女人理解他们所谓的“大事”，两种“大事”有天壤之别，男人和女人却很少去想每个人对事的大小都有不同定义，只会想自己的事才是“大事”，尤其是比起对方的。
这天晚上，黎先生来了四通电话，十五条短信，从开始的“你在哪里”、“晚上早点睡，明天我去接你”，发展到“若若，别气了，是我不好”。很显然，我妈透露了我的去处。
我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他当初对林若的道歉短信，还是现在对我的，都一样动听。
于是，鉴于他认错态度良好，他打来的第四通电话，我接了。
他问：“还生气么？我道歉。”
我说：“不气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沉默了一下，他说：“明天下了班，就回家吧，我在地铁站接你。”
我不答，说：“以后再吵架，你走，我不走。”
他说：“不会的，咱们以后不会再吵了。”
我说：“要是万一吵了呢？今天吵架之前，咱们也没预料到会吵架吧？”
他说：“要是再吵架，我也会让着你。”
我说：“你今天可没表现出谦让的美德。”
他说：“那好，如果再吵架，我走，你留守，行么？”
我“嗯”了一声，说：“这是你说的，说到要做到。”
我希望黎先生能明白，吵架的重点不是谁能赢得口头上的胜利，而是看着对方在行动上的落荒而逃，即使我在口头上赢了，也不能弥补我跑回娘家的屈辱。
第二天，我是坐地铁上班去的，从娘家出发，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间还需要转换一次。
转换的时候，我遇到了张总。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显是第一次换乘。
我走过去，叫住他，他回头，松了口气，说：“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从哪里走。”
我们一起走了左边的路，我不言，他不语，直到排在等候地铁的队伍里，他才问我是不是春节过的太累了。
我说：“过节好像就是为了当散财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钱，花在七天里，还要支付体力当利息。”
他说：“是啊，花钱受累，不知道图什么。”
我见他也是一脸疲倦，问道：“您春节怎么过的？”
他说，和父母吃了一顿饭，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顿饭，剩下的时间都在忙工作。
我说，张总，您可真是运筹帷幄。
他说，他不是运筹帷幄，他只是有忧患意识。
我问什么叫忧患意识，在和谐社会，用得着忧患么？
他说，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国家，人都要有忧患意识，爬得越高，忧患的东西越多。他还说，很多人在他这个位置已经放松了精神，以为名利双收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其实灾难和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你最最志得意满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钱，不给你防备和反击的时间，甚至是再爬起来的机会。
我说，这样活着太累了，您准备忧患一辈子么？
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但会忧患到决定不再忧患的那一天。
张总的话让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张总忧患实多的七天里，黎先生都在干什么？被亲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吓得面无血色，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和我吵了一架。
这七天真是紧锣密鼓，让我们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
忧患，我们只忧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为会风平浪静，因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没有返回，三五个北京户口的懒懒散散，闲磕牙，闲聊天，抽空给客户打电话，互问春节是否愉快，尽管大家心里都有数，春节过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许只有十八岁以下还在拿压岁钱的祖国花朵。
为了应验了张总说的“忧患论”，在我最无防备的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都不一般。
梵融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和我谈了一件工作以外的事。这有悖于她公事公办的一贯作风，令我猝不及防。
她说，邹之明给了她很大打击。
我能理解，邹之明一向擅长打击人。
她说，她发现了邹之明三个秘密，一个是他的笔名，一个是他的博客，一个是他的书居然卖得很好。
我玩味着“居然”二字，心道，在梵融这样的女强人眼里，邹之明的家庭地位应该是很低的，如今被反客为主了，可能会开始怀疑人生。
她说，从知道邹之明的笔名那一刻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在网上搜索到“和睦”博客，看到了强大的点击率和幽默诙谐的文字，然后，她又读了邹之明写的书，心情五味杂陈，一面认同书里那些体谅和了解女人的探讨，一面怀疑为何写这本书的人做不到自己写的观念，她有些崇拜邹之明，却又厌恶他的纸上谈兵。接着，在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邹之明的粉丝，全是女性，她看得出来，邹之明是一个深得女人缘的才子，尽管她一直忽略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