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有胜有败。
由于是战胜国，在随后全数的《凡尔赛和约》中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如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中国向德国的辛丑赔款，归还山东以外的租界地等；对奥和约，又使中国加入国联并被选入国联行政院。
但是失败的地方在于，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但英、法、意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美国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遭日本拒绝。
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但提案被否决。
民国8年4月11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留日学生数10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情势严重！
不久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人丛中有人大呼：“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更体味到日本欺侮中国种种，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是首先发难的，他们发出一通声讨卖国贼电。
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在南方的大总统来说，北伐武力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机会。
王恒岳！
第三百六十二章 北伐，北伐！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上的失败，让北洋政府之前出兵俄国，收复蒙古的功绩被全部抹杀，随之而来的就是北洋威望跌到了一个谷底。
机会到了！
对于南方国民政府的王恒岳来说，一直在苦苦等待着的机会到了：北伐！
军事上南方国民政府已经完成了准备，经济上南方政府也完成了准备，现在，王恒岳只等待着一个政治上的机会，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是借口！
而北洋终于把这个借口送到了王恒岳的面前！
北伐！
在巴黎和会展开时，王恒岳已在广州发表“4-12声明”。声明里，王恒岳强烈谴责北洋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并且严正申明，由于政治谈判上的一系列拙劣表现，北洋政府已经完全不能代表现在的中国！
而这一份“4-12声明”，措词极其严厉，丝毫没有给北洋政府留下任何颜面。而在这一份声明之中，所有的人也都似乎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什么。
在“4-12声明”发表后，国民政府陆军总长蒋百里忽然下令，国民革命军划分为数大军团：武穆军团，总司令王铭章，参谋长白崇禧；骠骑军团，总司令杨森，参谋长杨杰；孙武军团，总司令刘昭承，参谋长李宗仁！
这和之前制定的三路出兵计划人选完全一样。
这三路军团六大指挥中，年纪最大的为杨森，时年三十五岁；年龄最轻的为王铭章和白崇禧，时年皆仅二十六岁。
刘昭承：二十七岁；李宗仁：二十八岁；杨杰：三十岁。
如此年轻的组合，让人惊讶之余，也感觉到了担心。尽管之前刘昭承、杨森、王铭章都有过出色的战绩，但独立指挥一个军团能否同样出色，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北洋方面，也很快感受到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气息，紧急调兵遣将，以应局势。
只是北洋方面怎么也都想不到，王恒岳要么不打，要打就是三路同时出兵，一举克定天下！
1919年5月3日，广州。
所有的市民在这一天都聚集到了广州的街头，大喇叭里静悄悄的，但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喇叭之上。
很快，就将有重要宣言播出！
上午10点，南方国民政府大总统王恒岳的声音终于在喇叭中响起：“巴黎和会的失败，是北洋政府的失败，更是中国的失败，这让苦难中的中国，更加的走想苦难、贫穷、落后！
中国人民的困苦到了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极至。农人辛苦血汗一年，尽供兵匪之掠夺，苛捐杂税，不堪重负，一年辛苦，不得一顿饱饭，卖田卖牛，勉强存活，侥幸度日。至于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兵匪所过，村为废墟，老弱死于沟壑，壮年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犬，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
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性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虑，灾患一至，不免沦为流氓之列……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
各地军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孰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即不投降于军阀，即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则丧失大半矣。
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实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帝国主义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
迄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存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的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
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不能一日安其生也。
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重，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
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名存实亡，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
我中国国家社会党于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杜绝军阀之祸国殃民！
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