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木司令官阁下，您说的非常及时，宫本德秋一定把您的话具体落实，绝不手软，并将为天皇陛下流尽最后一滴血！”瘦瘦弱弱，外表看起来象个什么商行老板样子的宫本德秋必恭必敬的向比自己小上好几岁的荒木贞夫献上忠心。
荒木贞夫和宫本德秋的谈话十分具体仔细。情报本部是荒木贞夫需要大力依仗的，这是他的触须和耳目。庞大的日本情报特务组织在荒木贞夫看来，应该就象一只无形的黑手，覆盖在东京的每一个角落，谁有什么不轨行为，反叛举措，它将第一个知道。
宫本德秋倒也不负他所托，没两天就送了上详细的名册，这里面包括了商界、学术界的名流，包括了军方的一些可疑分子。
大略看了下名册，荒木贞夫面露凶光地说道：“对这些嫌疑分子要一网打尽，格杀勿论，能就地解决的就地解决，决不能姑息养奸，心慈手软！”
东京保卫战开没有开始，宫本德秋的名字就响遍了整个东京，东京人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不禁毛骨悚然。
此刻的宫本德秋，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和东京警察局长橘佐侍郎秘密商议着什么。
“橘佐君，这次荒木司令官是下了决心的，对那些意图对天皇不轨的人，能杀的就杀！”
个头矮小，精瘦，眼睛里放出凶光的警察局长橘佐侍郎象只哈巴狗一样说道：“宫本部长，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宫本德秋喝了一口才泡好的茶，说道：“荒木司令官下了死命令，日本的大财团对帝国的危害太大，要密切监视起来，一有妄动就不要客气，日本的两次兵变他们都脱不了干系；还有那些日本新式学堂里的学生，思想都过于激进，也要抓一批，杀一批！”
橘佐侍郎猛地抬头挺胸说道：“请部长大人明示，橘佐侍郎一定想方设法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我们现在太过于仁慈了，一句话，就是杀的人太少！”宫本德秋说出这句话，心里跳动了一下，他随即咳嗽了一声，掩饰住内心的不安和慌乱：“对学生凡有嫌疑者统统逮捕，据实不吐者，全部杀掉！”
随后宫本德秋向橘佐侍郎提供了一份名单，商定了“暗夜行动”计划。
第2天的夜里，橘佐侍郎指挥着大批的警察，冲入京都的各所学校，许多荷枪实弹的警察迅速包围学生宿舍，封锁学校所有的大门、入口。黑夜里，凉风飕飕，闪烁着蓝光的重机枪架在学生宿舍门口，警察们拎着步枪挨着屋子搜查名单上的学生，“暗夜行动”一直进行到了上午，被抓捕的日本学生达到了800多人。
几乎没有什么审判，这些被抓的学生纷纷被枪毙，东京保卫战还没有开始，东京已经血流成河。
杀、杀、杀！——这就是日本人在帝国特工策划下导演的一出好戏，宫本德秋虽然成为了日本的罪人，但却为中华帝国立下了功勋，日本的人才基础，正在自己政府的血腥屠杀下慢慢的，慢慢的崩塌。
“东京保卫战”即将拉开序幕。
……
包围东京的中华帝国国防军各高级官员都已到齐，吴佩孚也没有什么客气，直接说道：“根据元首对东京战役‘既要打一场攻坚战，又不能把整个城市打烂，尽量保证东京主要大学，皇宫不能被摧毁，因为那里安放了大量珍宝’的命令，经过指挥部反复讨论，一共设计出了三种方案，大家来看下哪种比较可行。”
吴佩孚提出的三种方案第一是围困战法。围而不打，直到东京城里缺衣少食，最终陷入绝境。此方案的好处在于能将中国军队的伤亡减少到最低，但弊端在于同样也将消耗国防军大量的物资，而且转运非常不便，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反而会使自己先乱了阵脚。
第二种方案为炮击日军主要阵地，也能使伤亡减少，但主战场将会放到城区，整个东京都会被打烂，将无法完成元首的交代。
第三种方案是将重点放在新桥，牵制月岛，迅速切断日军的联系。日本人如果想坚守下去，为了保护这条生命要道，必将在新桥附近与国防军决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来进入东京内城的大规模战斗将会被避免。但是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将有可能让国防军付出较大的伤亡。
张作霖把这三种方案比较了很久，说道：“副总指挥，我觉得既然元首有了决定，那么毫无疑问，只有第三种办法可行。”
47师师长王春龙也说道：“我同意张师长的意见。”
见部下的意见基本统一，吴佩孚点了点头：“那么好吧，采用第三套方案，由46师负责主攻，47师为预备队。”
这时在东京城内，气氛空前紧张，人人都在为“东京保卫战”做着最后的准备。但在东京西南角的一个小房子了，两个穿着和服，却说着中国话的人正在交谈着。
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的风云任务康有为和梁启超。
自从百日维新失败后，靠着当年两广总督李鸿章的庇护，两个人成功的跑到了日本，避免了和谭嗣同一样悲惨的命运。
“卓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康有为摸着自己的胡须说道：“没有想到现今中国的军队这么能打，竟然在一眨眼间打到了日本的京城。”
梁启超叹息着道：“是啊，这岂非正是我们当初的梦想，为了中国的强大而努力。我们没有做到，但那个李国勇却做到了。”
好像听到“李国勇”三个字康有为就来气，他轻轻拍了下台子：“不要说此人，当年若不是他和袁世凯，只怕我们的大事已成，哪还轮到他呼风唤雨，不可一世？”
做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的思想要比康有为开通一些。他最得意的学生，现在中华帝国的总参谋长蒋百里曾经与他有过一场论战。
1902年的时候，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
旋即，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一场大的论战就此展开。
蒋百里的好友问他：“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当再有人问到梁启超时，他却极度欣赏这个得意的弟子，甚至为有了这么个杰出的学生而沾沾自喜。
“老师，”梁启超说道：“其实我觉得咱们大可不必怨恨李国勇，到了日本后我仔细想了下，只怕没有李国勇，咱们的变法也未必能够成功。我们变法是为了彻底颠覆中国的传统，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我们当时的势力，远远不及他们。我们的做法过于激进，考虑得很不全面，在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时候一意孤行。最后，我们甚至没有任何同盟，老师，这样的变法又怎么能够不失败呢？”
康有为默然无语，梁启超的说法他也想过，也句句都是实情，但生性固执的他，还是始终不能谅解李国勇的所作所为。
见老师依旧带有恨意，梁启超说道：“其实李国勇正在帮咱们完成没有完成的心愿，他当年在江苏所做的一切，不正是咱们想做的？只不过各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而已。我们讲究的四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但李国勇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不过殊途同归，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为了中国的强大；不同的是，他成功了，而咱们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