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
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
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做为他的朋友和欣赏者之一，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
“暴动，必须要有一次大的暴动！”似乎，之前一系列对希特勒非常不有利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希特勒的任何热情，他看着自己的追随者们，又用力拍了一下陈昱的肩膀，似乎要让这位忙着记录的中国人注意到自己的演讲：
“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是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
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
我们的人民正在疯狂，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有人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
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
所以，我认为必须要组织一次暴动，以促使真正革命的到来！而我，将领导着你们进行这场暴动，为此，我已经做好了牺牲准备！”
“万岁！万岁！”
欢呼声从那些希特勒最坚定、最忠实的追随者的嘴里传出！阿道夫·希特勒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想法，彻底点燃了他们的情绪。
一个疯狂但其实却很有理智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往往让人难以理解，真正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只有他本人。
陈昱坚信无论如何，即便希特勒准备举行的这次武装暴动失败了，将来也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第481章 啤酒馆起义
起义，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中。
大家一致同意于下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5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
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
举行起义的那天，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这一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
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
陈昱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道：“我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我必须听天由命。”
陈昱耸了耸肩，问他道：“如果您的病加重，你们的事业会怎样？”
希特勒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经被希特勒悄悄改变一事蒙在鼓里。
中午时，罗森堡和戈林正在仔细的观看着《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
“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
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戈林上尉在哪里？”
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
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
而在这个时候陈昱匆匆返家，叫自己的妻子将儿子带至刚在乡间购买的别墅里。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才赶到德国的中国著名记者，那位记录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萧天于龙口突围的记者梁枕：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错过今晚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