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九洲听得目瞪口呆，他实在想不出大明还有什么是比流寇和金虏更加可怕的敌人。
丁云毅缓缓地道：“其实这个敌人，是在今上的前任们手上开始登堂入室，继而兴风作浪。这个敌人，叫做白银。”
蔡九洲听的一头雾水，白银是人人都喜欢的东西，多少人为了它而要死要活的，什么时候变成敌人恶劣？
可是，白银真正是大明王朝的一个敌人！
白银，是明王朝中后期朝廷确定使用的货币。白银成为明朝货币，不但跟中国，跟世界都有关系。
大明最初用的是纸币，叫做大明宝钞。宝钞就是一张纸，纸上标明它相当于多少铜钱，从一百文到一贯不等。宝钞作为货币，从朱元璋建国起用了二百多年。这期间政府屡屡严令民间不许把银子当货币用，一旦查到，严惩不贷。
为什么？因为中国缺乏贵金属，每年能够生产的白银数量很少，没有办法满足流通。发行宝钞，依赖的是国家信用，没有贵金属或有价值物品作储备。纸币制造成本低，发行数量基本上是朝廷说了算。之前的宋朝和元朝，也都是这么干的。
但是宝钞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滥发而经常贬值。比如大明成化二年买一石米只要十贯，而到了弘治二年的时候居然要一百贯。成化年间宝钞曾贬值五百分之一。
万历年间更惊悚，宝钞贬值达到万分之一。
所以尽管严令峻法，但民间早就不买宝钞的账了。当时官员的薪饷领的也是宝钞，不过他们领到之后立刻脱手，把这换成实物或者银子和铜钱。北京因此专门出现了“钞户”，专门做这个生意。官员如此，老百姓当然就更痛苦了，不满和愤怒日益增加。
这种状况下，如果朝廷继续顽固使用宝钞，那么很有可能重蹈元朝的覆辙，货币败坏，经济崩溃，然后就……
但是转机出现了。朝廷发现，在工商业发达的东南地区，商人们私下买卖交易中大量用白银作为货币，由此使得白银在民间流通也愈来愈多，由那里向全国扩散。更让朝廷惊异的是，那里好像天上降下了一座银山，白花花的银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银山不是天降的，是被西班牙人发现的。1545年在秘鲁的波托西，1548年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两座大银矿。从此美洲白银开始涌向欧洲，又通过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阿拉伯的商人们带向全世界。
全国人民都在用银子，而且银子又很充足，逼迫朝廷改弦易辙。1567年，明朝隆庆皇帝朱载垕登基第一年，宣布开放海禁和“银钱兼使”法令：民间到海外做生意以及大家用白银当货币，都不算违法。
不过使中国真正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人，是张居正。1581年，改革强人张居正下令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简化了过去的田赋、徭役和各种杂税的征收办法，将这些统一折成银两征收。从此，白银真正成了中国货币的主角。
如果不是张居正力挽狂澜，摇摇欲坠的大明朝，早在万历年间就离死不远了。张居正的改革，就好似对明朝紊乱的国家财政用了一剂猛药，使得苟延残喘的帝国起死回生。其中，最大的举措就是确立了货币本位。但他不知道，正是因为白银在中国唱了主角，世界经济居然由此产生了巨变，西方很多帝国的崛起，竟都渊源于此。
在十五十六世纪，全世界经济实力最强大，最富裕的帝国，当然是中国。所有国家的商人们最想做生意的对象和地方，也是中国。但拿什么和中国交换呢，一直让各国商人们头痛不已。中国物产丰富，工艺高级，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但他们却没有中国人需求和喜欢的商品。直到中国确立银本位，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是个双向融通，相辅相成的过程。因为外国商人不断输入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使得国内白银供给丰富。反过来因为白银越来越多，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才有实施的基础和可能。
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时代，拉开了帷幕。因为中国需要白银，美洲的银矿开始没日没夜地开采，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西洋运到欧洲，再经地中海到中亚到南亚，穿过马六甲海峡。或者直接从墨西哥开动大帆船驶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在东南亚通过国际贸易，这些白银被云集那里的中国民间商人们带回了浙江和福建。
还有一个国家也搭上了白银的快车，那就是日本。过去在朝贡体系内，日本也缺乏和中国贸易的商品，他们卖得最多的是精致的武士刀。但白银成为中国主币之后，银矿丰富的日本也开始大量向中国出口白银。在中日两国间做生意的，大都是葡萄牙商人。
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了中国？
从1550年开始，中国从各种渠道大约获得了六万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
从隆庆元年到崇祯十十二年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三万万五千万西班牙银元以上。当然，这些银元大都被化成了银锭和碎银，在中国流通和储存。
美洲白银到了欧洲、奥斯曼帝国，还能感受到它们的流动，但是只要到了中国就一去不返。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原产于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数量之大令人咋舌。
丁云毅很清楚，自己在另一个时代的教科书中明代那章有个重要小节，专门讲述“明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老师会强调说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
问题是：这萌芽早不发晚不发，为何偏偏在明代中后期出现？
因为白银。世界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是因为我们出口了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反过来白银进得越多，对这类商品生产的刺激也就越大。但在白银没有成为主币以前，这类生产是被束缚的，发展面临障碍。因为百姓交田赋必须是实物，所以他得去摆弄庄稼，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必须服徭役，也不可能全力以赴从事贸易和生产。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得不到保障，商品生产规模化就很困难。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破除了这个难题。因为所有的税收可以用银缴纳。你可以不种粮食了，只要交银子，你也可以不服劳役了，只要交银子。哪来银子呢？去干手工业，去做贸易，可以挣更多银子。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当年欧洲传教士的记载，仅松江一地就有二十万织布工人和六十万纺纱工人。而南京地区，众多陶瓷厂每年要生产一百万件精美瓷器。江浙地区，每年能生产出六亿棉布。
海外贸易就更加浩浩荡荡。主要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的海外贸易商往来穿梭于南洋各地，与世界各国的商人贸易。仅福建泉州的月港就驶出一千零八十六艘船，到达吕宋的马尼拉。拖去的是生丝和丝织品，拉回来的是墨西哥的银元。马尼拉和巴达维亚被称做“唐城”，因为大量的中国商人、工匠和手工业者在此定居。其中“闽人三十六姓”，就是被这些称做“南洋中国人”中的精英力量。
有了白银这种大家公认的，并且是充裕的交换媒介和价值标杆，不仅海外贸易如火如荼，国内远距离大宗商品贸易也被激活起来。
江南的人开始大量种桑养蚕，生产丝绸和棉布，福建人开始大量地种茶，而广东人则热衷种甘蔗，江西人不但做瓷器，还生产靛青等染料供应苏杭，长江上游的湖北四川则生产粮食供应东南。大运河重新疏浚凿通，贯通了中国两大水系，各地商人们便在密布的河网中东奔西走。过去盐商需要转运粮食到军队驻扎地，才能获得政府给的贩盐许可证，现在只要交银子就行了。昔日穷乡僻壤难谋生计的农民，以及其他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在有了新的行当，就是做手工业者商人、伙计。中国赫赫有名的晋商、徽商，以及沿海的闽浙商帮、宁波商帮、潮汕商帮应运而生，初显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