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错过与没错过(79)

我当然明白罗台长的意思，可是职位人选该定的都定了，我还能谋求到什么岗位呢？太累心了。我向罗台长申请调到专题文艺中心，准备拿点固定工资，过过安稳日子算了。这种事怨不得谁，罗台长也有自己的难处，只可惜了堂哥送给我的那套景德镇瓷器，自己抚摸过多遍都舍不得用，如果放到现在都是半个古董了，可它已经碎在我心里了。

我调到了专题文艺中心，任小组长。小组三个人，每月采编完成四期节目，节目实行评分计酬制，就是由中心主任和副主任，评审各小组的播出节目，到月底根据评分档次，计发各小组的薪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资水平关系家庭地位。做广告业务拿提成是“活钱”， “活钱”是随时做随时有，比较活泛；正常上班领工资是“呆钱”，“呆钱”是一月一拿，比较死板。自从我挣钱的方式发生改变后，家里的正常运转就缺少了“润滑剂”，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就指望着我每月的那点工资，遇上多一点的人情随礼，家庭经济就紧张了。余红不会直接怼我挣钱少，她会以对比的方式鞭策鼓励我“努力向钱”，比如楼上的换大屏幕电视机了、楼下的买全自动洗衣机了、隔壁的房子在重新装修……我想发火，但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她说的都是事实，我很窝火。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除了董总和袁领导，我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用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总是事与愿违，铩羽而归。余红说我很爱音乐，有一次她晚上在家打麻将，我在外面喝酒回家后，躺在卧室的地板上，用音响反复播放歌曲《上海滩》，直至半夜麻将结束，余红还说我很疯癫，有一次喝高了，回家推开洗手间的窗户要跳楼……

穷则思变，外面没有门路就向内挖潜。专题文艺中心的播音主持人是“公用”的，也就是她负责每个节目小组的出镜主持和播音解说，每个节目小组再从工资总额里分钱给她。我是播音员出身啊，如果我这个小组不用她出境和解说，就节省了这笔费用，我们小组每个人的工资不就多了一点么？一个月后，我们小组成员的工资，多了一份我“出镜露面”争取来的福利，大家恭维我是“全才”，其他节目小组的人员有些羡慕。

但事情没我想的简单，那些人的羡慕有真诚也有虚伪，随后几个月，我们小组的节目评分档次在逐渐下降，每月的薪酬不升反降了，完全抵消了我“出面”争取来“福利”，这意味着我多此一举，自己给自己增加了一份额外的播音主持活儿。此时我虽有所觉察到，问题出现的原因，但没有细究，我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没有想到折返，把这份荣誉工作还给女主持人。

专题文艺中心的女主持人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与我偶尔碰面没有正脸，要么低头看路，要么打量别处，我见她年龄还小，没有过多计较。结果证明有志不在年高，矮树丛里也躲着小老虎，我太小瞧人家了。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专题文艺中心突然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员公开演讲、竞争上岗、自愿组合的通知》文件，我因为“无知“，便充满着”无畏”，我赞同和看好这份文件精神，并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我认真分析了可以竞争的各个岗位后，拿出“勇敢者的心”，向综合办公室主任的职位发起了挑战。

闭门思考、认真准备。我费尽心思拟定演讲稿并熟记于心，在专题文艺中心竞争上岗公开演讲会那天，我精神抖数毫无胆怯地在全员大会上作了脱稿演讲，思路连贯、表达清晰、一气呵成、十分快意，最后群众投票我以大比分击败了对手。胜券在握，同事们纷纷向我表示了祝贺，我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怡然自得。

不想，第二天的结果是，被我比拼下去的对手——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接任了这个职位，升为正职。我的群众投票得分虽然高，但“决定分数”在专题文艺中心主任的手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被“覆”下去了。更为“惊喜”的是，我以前的小组长位置已有人取而代之，退路也没了，我孤苦伶仃站在旷野，一切仿佛都是人家设计好了似的。我的竞争对手拍拍我的肩膀，向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安慰我说：“领导的意思是，你就暂时留在综合办公室吧，与我搭伙工作，放心，我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坐在办公室接接电话、写写通知就行了，没什么重活安排你做的。当然，工资方面你是知道的，一般后勤人员比节目编辑和记者要低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