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呀……”隆庆十分心动，但觉着会破费不小，不免踯躅道：“还是缓缓吧。”他想到年底就会有一百万两银子进账，到那时建个钟楼还不轻松？
冯保以为皇帝不喜欢这个提议，连忙闭口不提。
虽然皇帝没有答应修建钟楼，但还是给予沙勿略‘宫廷乐师’的身份，允许其出入禁宫，教授几名小太监学习西洋乐器，然后再由他们回头转授给李贵妃。
沙勿略的交际能力特别之强，才教了那些太监三天，就又和他们混熟了。通过交谈，他已经知道，其实是皇帝的贵妃要学这些乐器，不由奇怪道：“为何不直接来学？还得让你们转授，这样效果差很多的。”
太监们吃吃笑道：“您要想直接教娘娘，也不是不可以，只要和咱们一样，下面挨上一刀就成。”
沙勿略虽然是个不近女色的苦修士，但不代表他可以舍弃自己的蛋蛋，看着那些太监不怀好意的目光，他只感觉股间一阵凉飕飕，赶紧捂住下面道：“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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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勿略之所以如此逢迎宫中，是因为他通过这些年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大明世界自有其运行规矩。不像是在印度那样，只要获得地方官员和一般民众的认同，就可以很好的传播主的福音。但在大明只获得这些人的心，对整个传教事业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获得至尊皇帝的支持……假若不溯至皇帝这个根子，从他那里着手，大门就永远不可能向神圣福音打开。反之，只要能赢得皇帝的心，则自由传教便指日可待了。
正因为如此，沙勿略和他的传教团队，才把目标牢牢锁定在皇帝身上。但他们太心急了，完全把沈默给他们划定的路线抛之脑后……结果，在他们还沉浸于和皇帝拉上关系的喜悦时，便已经惹得一些人看不顺眼了，先是有礼科官员上本说：‘这些西洋人非我族类，所带之物又都是神仙方士的东西，这等不明之人怎能留下？’
内阁请示皇帝，隆庆当然不高兴了，就让他们把奏疏压下来。见皇帝没有回旨，官员们就又奏了一本，这次拿出了朝廷规矩，说凡是外国使团，在京城逗留是有时间限制的，既然他们已经见过皇上，就该速速打发他们离去，不能再将他们留在京师，以免他们每天想家。
然后礼部的官员又连续上了几份奏疏，隆庆皇帝不胜其烦，只得不让沙勿略再进宫。沙勿略这才知道，自己对大明的了解还是不够……在这里，只讨好皇帝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为数众多的官员阶层，其综合影响力，甚至还要超过称孤道寡的皇帝。
传教士团这才慌了神，他们后悔没听沈默的话，现在成了众矢之的，连皇帝也不管他们了……如果真要这样离开北京，那么耶稣会努力二十年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谁也承担不起这个损失。
沙勿略只好再次去向沈默求救，却连吃闭门羹，他知道沈大人这是在表达不满，心里也是十分羞愧。回去后写了一封信，向沈默表达万分歉意，并发誓不会再违背他的意志，肯请他不吝援手。
有了白纸黑字在手，沈默这才让手下的官员停下火力，再让自己在工部的学生上疏，言道：‘京城钟表已经不少，随时都会发生故障，如果沙勿略等西洋人不在，就无法保证钟表的正常运转，那么千金换来的昂贵玩意儿，就成了破铜烂铁，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故奏请皇帝将沙勿略等人留在京城，负责修理钟表。’
这话才正中隆庆下怀，但他听了沈默的话，没有明旨批复这份奏疏，而是让太监正式通知，沙勿略等人可以长期住在北京，每月由大内拨付他们生活费用。
第七八七章 来使（中）
其实沙勿略也是有苦难言，他虽然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但已经离开欧洲太久了。二十多年来，他最好的两个朋友……第一任会首罗耀拉已经去世十年，第二任会首莱内斯也于去年回归了天主的怀抱。现在掌权的第三任会首博瓦迪利亚，虽然同样对开拓东方领地野心勃勃，但更希望由自己的人来完成。好借此功劳，实现自己的教皇梦。
所以去年一上台，他便派了自己组织的传教团，前来代替沙勿略的工作。只是由于这些人到中国后，发现对这个庞大世界一无所知，暂时还离不开沙勿略的指引，所以才没有马上宣布会首的命令，而是向沙勿略套取相关的情报。
然后，他们通过沙勿略的几封书信，和对中国南方的一些认知，便自以为了解了大明的政治人情，认为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当他们借由沙勿略的努力，以进贡使团的身份进京后，就当仁不让的接过了主事权，命令沙勿略走皇帝路线，不要被沈默牵着鼻子走。
身为最自律的清教徒，沙勿略无法抗拒会首的命令，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结果捅了马蜂窝，险些把多年的努力付诸流水。在面临失败的巨大压力下，那些新来的神父不敢再狂妄专行，只得请沙勿略重新做主。
沙勿略重新掌权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取得沈大人的谅解……沈默其实并不怪罪沙勿略，传教士不是白求恩，不可能毫不为己、专门利人，他们来大明的一切行为背后，根本目地就是传教。但沈默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却不是为了让天主的光辉照耀中国，而是要借这些精通科学和哲学的外国人，来为大明的士大夫开启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
所以他必须打消他们想走捷径的念头，把他们牢牢地固定在自己划定的轨迹上。在这片东方大地上，双方实力过于悬殊，沈默甚至不需要亲自出手，就能达到自己的目地。对于这位年轻大人的想法，饱览世情的沙勿略自然不会不知，起先他并不甘心被利用，但通过同伴进行试探，已经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打击。
了解到对方的态度后，沙勿略明白了，要想在这里传教，就只能被对方利用，而且还得把差事做好。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获得传教的自由。但光自己明白没有用，还得让同伴也明白才行。好在没用多久，他的同伴们就发现，仅取得皇帝的信任是没用的，这位年轻的皇帝，并不像与他同龄的腓力二世，或者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强势。相反，他只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而把一切政务都交给他的大臣们。所以取得这些大臣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让他们沮丧的是，那些京城的官员们虽然彬彬有礼，纷纷邀请他们去做客，但也只是对新奇事物的好奇，更多的是问海外的风土人情，打听自鸣钟、西洋琴的来历，以及能否代购之类。通过交谈，他们发现京城高官对世界的了解，远不如上海那些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官员，其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认知，都透着妄自尊大，显得支离破碎且不着边际……而这正是传教团遭遇困境的根源，因为《大明会典》里只记载有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所以京城官员普遍认为他们‘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也。
富有学问的明朝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不消提普通的民众了，在老百姓心里，这些西洋人形容丑陋、体毛浓密、且带着浓重的味道。只肯远远围观，绝不肯靠得太近，更不会接受他们的礼物，完全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这种观念层次上的错位，使他们终于明白，自己的传教事业将会异常艰辛。便想拿出杀手锏，通过提供免费早餐、向贫民派发衣食，来吸引下层百姓入会，却遭到了沙勿略的严厉禁止，因为这是本土邪教的惯用手段，只能让天主教蒙上邪教的标签，害得大家都被抓起来砍头。
终于体会到当初沙勿略感觉，神父们彻底没了初来时的傲气，诚心诚意的请他教导如何去做。虽然生他们的气，但沙勿略以大局为重，还是把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他对其他人讲道：“首先，为了减少传教阻力，在传教初期，要坚持奉行上层路线。皈依普通民众自然容易，但我们不能像在印度那样，一上来就打他们的主意。因为这个国家的官员，像监视私产一样，紧盯着他们的百姓，我们得到太多百姓的信仰，会被视为引起社会不稳的邪教，而遭到严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