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他不坐，龙昌期便自己坐下，淡淡道：“难道不是事实么？”
“老先生的学养，比晚生深厚太多太多，只是那《竹书纪年》已经在民间失传，只有皇宫中还保存着。”陈恪肃然道：“你老一生在野，自然无缘一睹，晚生则正是集贤殿修撰，机缘巧合，看到了这本书，所以才偶有所得。”说着正色道：“有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但不能说，寸就比尺长。”
陈恪为何要带这么多同乡来，就是为了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番话，给老先生顺气。
龙昌期活了九十岁，怎会不明白他的意思？虽然面上不动声色，语气却缓和了许多：“学士不必安慰我，这次来京里才知道，老夫确实坐井观天了。”
“老先生休要自我否定，”陈恪叹口气道：“其实咱们大宋朝的读书人，都实在坐井观天。既不知先秦百家，更遑论上古三皇。又不知山外有山，海外有陆，天下还有若干丝毫不比咱们差的文明。”
“哦？”人因无知而妄自尊大，宋朝人也有这个毛病，总以为华夏之外皆夷狄，而夷狄有什么学问？无非就是兽语鸟言罢了，龙昌期也不能免俗。不过对陈恪所言‘既不知先秦百家、更遑论上古三皇’，他还是很赞同的。所以没有立即反驳。
“老先生不信，可以在京城盘桓数日。”陈恪笑道：“晚生从海外请来的学者，买来的图书，已经抵达大宋，估计用不了十天半个月，就能进京。他们到底有没有料，到时一看便知。”
龙昌期颇为意动。中国人对‘先进’的东西，是最乐于学习的，甚至能轻易抛弃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宋朝人也不例外。但是也只是稍稍意动，他摇摇头道：“老朽后日就动身离京，怕是看不到了。”
“现在不能走。”陈恪断然道：“晚生会一点歧黄之术，观老先生年事已高，从蜀中千里迢迢而来，已是元气大亏。之前，是有一股虚火顶着，故而一直面色红润、声音洪亮。这会儿，已是贼去楼空，精气神都衰弱到极点了。”顿一下，他恳切道：“此时，老先生最需要的是静修调养，我再开个方子，你老服用一冬，明春即可复原。若是强要动身的话，马上就天寒地冻了，加上路上颠簸，怕是撑不住的。”
这也是陈恪最担心的，因为他记得历史上，这老头就是在回去的路上挂掉的。要是让历史重演的话，这笔账非得算到自己身上！
是以为了留住他，陈恪是实话，好话、歹话都说了，龙昌期还没怎样，他的学生们先担心起来，劝道：“老师，就听陈学士的吧，路上有个好歹，弟子们可没法交代……”
任凭众人如何劝，龙昌期只淡淡一笑道：“九十老翁何所惧？我已经说了要走，怎么能随便改呢？”
“计划赶不上变化吧？”陈恪听出有门，陪笑道：“你老之前哪知道那些西洋学者、还有大食书籍会来到汴京啊。而且看不到《竹书纪年》你老会甘心么？”
“……”这最后一句，挠中了龙老儿的痒处，他不禁嘟囔道：“无非就是那么些事儿罢了。”
“大错特错，”一旁的苏轼插言道：“现在欧阳公专心破译此书，虽然还没完成，但仅就目前的结果，便令人无比震惊。”
“哦？”学者，毕竟还是要用学术来勾住的。
“譬如我们之前，一直以为，上古三皇是和平禅让的。然而《竹书》上却记载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是舜的亲信，所以按《竹书纪年》上的记载，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
“所以《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苏轼越说越兴奋道：“老先生，不把这些事儿弄明白了，你怎么可以走呢？”
第457章 宜男花正好（上）
陈恪翻译《竹书纪年》，绝不只是为了证明‘金縢’确实存在那么简单，他的真实目的，其实是颠覆读书人的理想国，即所谓的‘三代之治’！
‘三代之治’是汉儒所提出的观念。三代，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汉儒们认为，夏、商、周是中国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的政治形式是最有利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三代’之时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当然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
因此，士大夫们喜欢言必称‘三代’，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他们认为只要君主效仿三代帝王，尤其是夏禹、商汤、周文这‘三王’的道德操行、政治理念，社会的一切弊端就会迎刃而解。
但事实上，‘三代’，尤其夏、商两代，并没有可靠的信史留下，因此所谓‘三代’之治，很大程度上只是古人的一种想象。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除了年代过于久远，史料湮没于战乱之外，还离不开一位伟人的贡献。
那便是传说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英明神武、光耀千古、威而不猛、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
孔子生活在东周，那时候算是三代末年，作为历史最悠久鲁国的史官，还能看到三代的真实史料。知道上古时代根本不像传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
但孔夫子满眼望去，天下礼崩乐坏、纲常沦丧、诸侯混战不休、百姓如猪狗一般，泱泱神州哪里还有乐土？
作为周公的信徒，孔子自然痛苦不堪，他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唤起诸侯尊王复礼之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也就是传说中的‘春秋笔法’！
不管当时孔子的初衷如何，后世所谓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是从他这里学来的。历史的真相便随着人们的需要被随意篡改，面目全非……
所以孔子才痛苦的叹息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但无论如何，所谓三代之治，其实就是孔子为了引导人们向善，而美化出的一个乌托邦。后来又渐渐成了人们无法解决问题时，逃避现实的避风港，更进化为阻碍一切改革，一切变化的拦路虎！
春秋笔法误我华夏，绝非妄言哉……
而《竹书纪年》是一部西晋时。从魏安釐王墓中出土的编年体史书，所以能够避过秦始皇挟书令导致的焚书运动。它记录了从夏朝到战国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其翻译成功，将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毫无保留的展示在人们面前。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
譬如，儒家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段子，说当初商王太甲无道，被宰相伊尹放置桐宫，太甲三年改过自新，伊尹又将其迎立为帝。交还国政。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在孔子描述的这个故事中，伊尹高风亮节、太甲浪子回头，皆是万代楷模，和谐的不得了。
然而，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哪有什么圣君贤主？还不是一样的阴谋暴力！
所以《竹书纪年》不仅是对人们历史知识的冲击，更是对儒家所构建的‘三代之治’理想国的动摇！
是动摇，不是摧毁。毕竟陈恪也不知道‘清华简’埋在哪儿，无法为《竹书纪年》提供佐证，在史学上，可是孤证不立的……而且那些学了一辈子儒家的士大夫们，岂是那么容易就放弃信仰、否定先贤？那跟自我否定、乃至自我毁灭有何区别？